老田:谈谈人民公社——解散人民公社20年后

喀秋莎 16天前 190

(一)水利建设与人民公社

  由于中国地处东亚季风带的缘故,降水量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的分布来看,都是极不均匀的。每当春季来临,太平洋上空的暖湿气团萌动,侵入欧亚大陆干冷气团盘踞的华夏大地。通常,冷暖气团在长江流域拉锯,形成江南一带的连绵淫雨。而此时广大的华北大地,正时“春雨贵如油”的春旱时分。少许一些降水都可以直接增加夏粮的产量。待到雨区向北推移,对黄河流域的夏粮作用已经不大了。因此黄河流域小麦收成的好坏主要靠着冬季的降雪,故有“瑞雪兆丰年”一说。而入夏以后集中的降雨,又往往造成黄淮地区的涝灾。待亚热带高压稳固地控制了中国东部和中部,没有冷暖锋面带来的降水,大部分地区进入了秋旱,只有垂直气流形成的雷阵雨,才多少削减了压在农民心头的旱象。

  几千年来,中国以农为本,靠天吃饭,农民上香盼的是风调雨顺,皇帝祈天求的也是风调雨顺。可叹的是,遍布各地的龙王庙,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好天气。倒是西门豹、李冰父子治水的故事千年传颂,传达了中国人人定胜天的愿望。

  依靠农民发家的共产党一旦掌了权,立即将水利建设摆上了议事日程也就毫不足奇了。1952年,毛主席就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着名的佛子岭水库等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兴建的水库,为迅速改变淮河流域十年九灾的局面立下了丰功伟绩。但是,中国是一个既大又穷的国家,要完全依靠国家的投资来解决水利问题,至少在时间上是不可能满足翻身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迫切要求的。

  合作化运动的高涨为中国水利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可行之道。组织起来走上了集体化道路的农民,看到了联合起来的力量,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水利问题。

  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到12月份,全国已经有8千万劳动力投入了水利建设的工地。正是那场群众性的水利建设运动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然而,热气腾腾的群众性水利建设高潮,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修建比较大的水利工程不仅需要投入大批的劳动力和资金,也要求劳力和资金的投入单位与受益单位的基本一致。而这些问题往往超出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和经济能力,涉及到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甚至县与县之间的关系。

  套一句现时流行的话:“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只有在深化改革中才能解决。”走上集体化道路,初步尝到了组织起来的甜头的农民,自然地想到了用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办法来解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济能力过小和经营范围有限的问题。于是,一批大社在水利建设的高潮中应运而生,成为人民公社的前身。正如毛主席后来所说的,办人民公社是群众的创造,他没有发明之功,只有推广之劳。在各地农村都出现了一些把若干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大社的现象,尽管在初期大社的名称迥异,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合作农场,甚至有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

  河南遂平县查岈山区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解放后,农民成了自己土地上的主人。但是,查岈山区荒山遍野,连年山洪冲走瘠薄的土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迫切地希望兴修水利,绿化荒山,改善自然条件。

  在兴修水利的高潮中,魏楼的先锋一社计划在流经乡里的小青河上修一座水库,拦住河水,变旱地为水田。可是库址会淹掉二社和叁社的几十亩土地。协商不成,一社只能降低围堰的高度。结果因为堰低蓄水少,种下了50亩水稻只收获3亩。叁官庙村修了座水库,而地处上游的窗户台村又建一座,致使叁官庙水库滴水未有。更有下宋村的农民,因为下宋水库淹了该社上百亩土地,掂着木棍追打信阳地区的水利科长。

  在绿化荒山的过程中,魏楼地处山区,有荒山35000亩待绿化,却只有220个劳动力;相邻的韩楼地处平坡,早就完成了植树任务。韩楼的社长热心,对魏楼的支书说,咱们一起干吧。两人一合拍,再经乡党委同意,发动了5个社共3000人上山,奋战3天就完成了12000亩荒山的绿化任务。

  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使基层干部和群众看到了联合起来的优点和力量。58年4月,由27个小社合并而成的查岈山卫星社成立了。

  6月初,中宣部编印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问世。书中的第一条语录摘自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斐特的演说,提出:“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叫公社。”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中,陈伯达的文章中首次使用了“人民公社”这个名词。不久,查岈山卫星农业社在全国第一个挂出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改名为“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8月初,毛主席巡视河南、河北、山东,6日到达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着大门上的牌子,毛主席高兴地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毛主席的话被记者报道出去后,给各地正在并社的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已经基本实现公社化。按照9月底的数据,全国共成立了23000多个公社,入社农户1亿多,占全国总农户数的90%以上。

  因此完全可以说,人民公社是大兴水利的产物,是广大农民的一个创造。而人民公社化的实现,确实也没有辜负农民的厚望,为在中国实现水利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人民公社期间,中国农村共建起了七、八万座大小水库以及相应的灌溉渠网络,以至于翻开新旧两本中国分省地图一对照,星罗棋布的人工湖泊就呈现在眼前。由此,我国的灌溉面积在1980年以前以每年1700万亩(3.5%)的速度增加。到1980年达到7.33亿亩。

  1964年毛主席又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农民为大寨改造虎头山的壮举所激励,掀起了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建成了大片的旱涝保收田。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河南驻马店地区调集了成千上万的劳力,奋战近十年,建成了以板桥水库为中心的自流灌溉系统,使受益的确山、遂平、泌阳、西平、汝南五县的相当大区域内成为水稻种植区,亩产高达800-1000斤。

  人民公社化带来的农田面貌与农业生产条件的质的飞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农业靠天吃饭的面貌,到七十年代,基本上结束了我国数千年来“大旱大涝必大灾”的历史。1978年是特大干旱之年,我国不仅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人口事件,全国农业总产值反比上年增长9.8%,粮食产量首次突破3亿吨大关。一批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建成的水利骨干工程对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而保住了农业丰收。

  遗憾的是八十年代初的“分田到户”运动中断了我国水利建设的良性发展。人民公社的解体,使广大农村回到了过去小农经济的时代。个体化的农民,不要说建设新的水利设施,就连现有的水利设施也无力维护,更糟糕的是分田单干还带来了对现有水利设施的严重破坏。

  在分田到户发源地的安徽农村,大量灌溉支渠和农渠被无数坝埂节节斩断,形成了竹节状的“血管堵塞”。淮北地区在六、七十年代共建机井13万8千眼,可灌溉500万亩良田。然而到85年7、8月大旱时,整个淮北地区能投入抗旱的机井只剩下4千多眼了。

  在河南农村,上述驻马店地区十年辛劳建成的自流灌溉系统,就因为沿渠农户不断扒渠、开缺而毁于一旦。尽管几次组织整修,可屡修屡毁。每年冬季修,春季毁。好端端的一方高产水稻区如今变成小麦、玉米产区,两熟还赶不上过去一熟。

  当年各地农村在沟坡兴修的大寨式旱涝保收田,由于被分割而无力管理,至今大多被山洪冲毁。肥土流失,留下满滩垒坡的大小石头,令人见之,不胜唏嘘。

  在“六五”期间,我国的灌溉面积首次下降,净减少700多万亩。除涝面积也减少了25%。大片农田回复到过去靠天吃饭的局面。譬如河南农村,在水源充足的地区,种水稻亩产1000多斤不成问题;在能灌上水的地,种麦子每亩能打700斤;而靠天吃饭的地,正常年景还能收300斤,遇上灾年就可能绝收了。

  现今中国已经跨入21世纪,然而中国现有水利设施中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由于管理不善,水利设施已经严重老化,病库、险库、淤库越来越多,抵抗自然风险和灾难的能力大幅度下降。连曾经誉满全国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因常年失修,裂缝、渗漏严重,再加上上游农民截水、扒水和抢水,87年7月大旱时濒于断流。全县16%的土地基本绝收,9万人靠远程买水吃。

  199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发生洪灾、沙暴、旱灾、蝗灾,尤其1999年以来又是连续叁年大旱,致使粮食连续两年大幅减产,重新引起了人们对历史上灾害的可怕记忆。

  政府又开始在冬天组织农民修水利了。然而单干的农民对没有直接好处的水利建设根本就没有任何积极性,从分田到户开始,如何搞农田水利建设,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因为关键问题还在于:谁来投入?谁来实施?谁来管理?谁来受益?

  国家没有钱,个人没能力,只有靠集体。人民公社被砍掉的前后各二十余年中水利事业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不是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吗?

(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1958年8月初,新华社记者报道了毛主席巡视河南、河北、山东的消息。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好"的话给各地正在并社的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鼓舞。毛主席得讯后,担心地说:"哎呀,糟糕,捅出去了!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毛主席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四天后,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列入了议程之中。8月29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已经基本实现公社化。

  一哄而起的公社化,伴随着大跃进的高潮,使人们的热情达到了沸点。急切追求幸福生活的人们渴望一步就能跨入共产主义,各地纷纷提出两、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计划。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企图废除商品生产,使得农村中刮起了一股"共产风"。

  是毛主席首先发现了公社化高潮中出现的问题,并立即着手解决。这离人民公社化开始还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58年11月2日,毛主席召集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在会上,他着重指出:必须分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不能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在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生产还要大大发展;废除商品,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

  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其中主要强调了叁点:一、企图在条件不成熟时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二、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必须以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基础;叁、坚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保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社员的个人财产永远归个人所有。

  59年2月27日,毛主席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并同步召开了河南省6级干部会议。与前二次会议主要是纠正"共产风"的错误不同,毛主席敏锐地从农村的混乱现象和紧张的关系中,发现了人民公社的症结问题是公社在所有制方面走得过远了。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这次会议中强调了所有制方面的整顿,提出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叁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其中的关键点就是将基本核算单位退回到生产队,即原来合作社的水平上。简言之,就是"叁级所有,队为基础"。会后,各省市也迅速召开5、6级干部会议,目的是将毛主席纠左的指示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传达到生产队长。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透过如此复杂的现象,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法,这就是毛主席高人一筹之处。

  可惜庐山上的风波和叁年困难时期的曲折,干扰了人民公社问题的及时解决。但是,尽管一些人鼓吹“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另一些人则明里暗里地推行“包产到户”政策,人民公社制度还是在农村中坚持了下来。61年中央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62年2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正式规定了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叁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提出是一个创造,它较好地处理了所有制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矛盾,既坚持了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又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水利建设的问题往往超出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范围,迫使农民寻求更大范围内的联合,从而催生了人民公社。但是,农民的主要经营项目还是农业生产。对于日常四季的农业生产,就我国当时的机械化程度,仍然处于小生产水平,尚没有达到规模经营的要求,所以,在原来的合作社,即生产队水平上的联合就足够了,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独立经营,组织生产,是与实际情况相适宜的。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则超脱了生产发展的阶段。

  然而,大队和公社这两级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一些在生产队的范围内难以容纳的生产经营项目,如水利的兴修和管理、农村工业的发展、大型农机具的使用和管理,以及发展农村的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等种种,还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在大队和公社的层面上来加以解决。

  “叁级所有,队为基础”方针的最大优点是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回旋余地,能够适应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由于我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相当巨大的差异,因此“一刀切”的方法往往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分级管理和核算使得各地都能有所适从,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多发展大队、公社二级经济,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也能立足于生产队这个基点,因地制宜逐步求发展。

  实践证明,"叁级所有,队为基础"方针的贯彻,效果是好的,它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962~1980年期间我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率达4.30%,它既高于1953~1957年准集体化时期的3.58%,也高于1981年~2001年分散经营制度下的1.86%。1976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8630万吨。

  耕地复种指数,由1965年的1.38提高到1977年的1.51,相当于增加播种面积1800万公顷。普遍建立的农技推广系统发挥了巨大的效益,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显着成效,平均每亩增产108公斤。

  农业机械化有了大幅的进步,农机总动力1980年比1957年增长120多倍,农用拖拉机、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联合收割机、农用运输车的数量都有了数十倍到成百倍的增长。从65年到75年,我国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分别增产了6.7倍和66倍。相应的,以57年为基准,1980年的机耕面积增加了 15.55倍,占到总耕地面积的42.4%。

  水利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不再赘述。农村水电事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57年前,全国仅有农用小型水电站544个,到1980年增加到79775个,是原来的140多倍。75年农业用电平均每亩14度,比65年增加了近5倍。

  人民公社的开出的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是社队企业,即今日的乡镇企业。在公社化的带动下,58年社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一年内就达到 600万家。尽管其中大部分企业在六十年代初被整顿掉了,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社队企业再次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到76年,社队企业的工业产值已达到 120多亿,劳动力已达到2827万。为逐步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和缩小工农差别,打下了最初的基石。

  总的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大部分公社的社、队二级经济都有了一定规模的发展。从全国范围来看,搞的好的和比较好的人民公社,占总数的叁分之二。可以说,农业集体化运动在中国是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的。

(三)“大包干”带来的变化

  虽然说,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人民公社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地发展和壮大,然而,全国农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些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差,干部力量比较薄弱,生产比较落后,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因此农民的私有观念仍然比较顽固,这反过来又拖住了集体经济的发展步伐,农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这些落后地区的农民自然对搞集体生产不满意。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户签字画押,决定实行“大包干”,也就是分田到户。在万里等的推动下,安徽农村首先推行所谓“联产责任制”。

  对于那些连生产队的经营管理也搞不好,农民坚决要求实行分田到户的地区,按照思想解放的原则,在叁级所有以外,再加上家庭经营一个层次,本也不失为实事求是的良策。或许一开始,某些支持这项政策的人也是这样想的,因为至少在文件上提的是,包产到户只是集体合作经营的一个层次,有统有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可令人遗憾的是,在实际上推行的时候,除了土地公有和承包关系以外,基本上只有家庭经营一个层次了。实质上将一种仅仅适应于集体经济落后地区的方针,不适宜地作为了全国农村的基本政策,形成了"全国一刀切,向后进看齐"的不正常局面,最终导致了人民公社的解体。

  如此推行分田单干,自然遭到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走了二十多年的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抵制。刚开始时,几经讨论都包不下去。如北京红星人民公社,85%的农民投票要求将土地归还集体经营。即使在万里控制的安徽省,也传出了讨伐"大包干"的民谣:“集体干分掉了,人心干散掉了,干部干瘫掉了,耕牛干死掉了,农具干毁掉了,机械干锈掉了,公房干倒掉了,大田干小掉了,科学干停掉了,公活干歇掉了,教育干低掉了,贫富干大掉了。”但是,由于自上而下的高压,强行推广,到81年12月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时,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如那位万里,一开始推行“包产到户”遭到大家反对时,还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然而当他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在82年掌握了农村改革的大权后,就变了脸,逼着全国农民与他一起走独木桥。而且撕破了“完善生产责任制”的遮羞布,直接推行分田单干。83年中央发文解散了人民公社。

  河南省是83年才全面推行分田单干的。上头行政命令下来,非分不可,分得越彻底越好,连水渠也切成一段段的分掉了。多年的集体积累,一夜之间化为私有,还称之为"分光吃光,不留后遗症"。

  为此,曾被誉为南方大寨的四川省剑阁县化林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正涛以自杀来表示抗议。但是,即使在如此高压之下,仍然有一些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和农民硬顶住了压力。到92年底,全国农村仍然有7036个村或队坚持着集体经营。

  人民公社的解体被一些人吹捧为我国农民的第二次解放。然而,84年底全国90%的农村刚刚完成分田单干,85年起中国的农业就走入了困境。85年粮棉大幅度减产,直至89年粮油棉都没有恢复到84年的产量。

  事实严酷地证明了,小农经济条件下个体农民能够释放的个人致富的积极性是十分有限的。我们的农民兄弟长年面对黄土背朝天,劳动强度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劳动时间已经非常非常长了,即使能将他们的精力和体力完全榨干,又能有多少油水呢?

  事实而且证明了,几亿个体农户直接面对市场的盲目的致富积极性效益是很差的。二十年来,价格完全放开的农副产品价格暴起暴落,从猪、菜、禽、蛋、水产品,到烟草、茶叶、棉麻、兔毛、羊毛,谷贱伤农的事时有所闻。89年河南烟农挥舞镰刀、锄头将已经成熟或即将成熟的烟草捣碎、焚烧,共毁烟田64450多亩,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0万。北方的农民砍掉刚开始结果的苹果树当柴烧,南方的农民任满山的桔子烂在树上。实质上,这完全是一场又一场的经济危机,造成农村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大批农民的投资和辛勤劳动完全打了水漂。洞庭湖区的农民不由得感叹道:"现在种田就象赌博,大赌大输,小赌小输,要想不输,只有戒赌。"

  由于种田划不来,农业中素质较高的农民纷纷弃农而去。据四川省调查,目前农村中种田的53%是妇女,老弱病残占了四分之一,文盲和半文盲则高达31%。越来越多的农户种粮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商品粮的水平一直上不去。为此,我国每年进口的粮食数量迅速地从文革期间的210万吨跃升到八十年代初的1345万吨,再到95年的2081万吨,以至于美国人开始惊慌,下个世纪中国将造成全世界的粮食饥荒。

  分田到户对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的破坏就更是罄竹难书了。几年过去,大型农机具早已成了一堆锈铁,甚至连耕牛也大量减少,87年四川泸县就出现了300多个无牛村,出现了人拉犁或收了早稻不犁田的情况。

  分田到户分散了人心,农民对农业的投入普遍减少,反而进行掠夺式的生产,造成了对生产资源的严重破坏。由于木材紧缺,价格高,乱砍滥伐屡禁不止。83年湖南祁阳县农民哄抢国营林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毁林1700多亩;湖北通山县农民哄抢集体山林,毁林2000亩。85年群众性大规模哄抢国营林场和自然保护区林木的事件席卷南方9省,共毁林146万亩。中药甘草是自然生态平衡最脆弱地带的固沙植物。尽管国家从83年就限制出口,但高价争购引发的"挖甘草热"从东叁省到内蒙古、陕甘宁,一路挖去,一直挖到新疆,逼近边境。甘草大军所过之处,草去坑留,满目荒沙。类似的还有挖发菜,使沙漠不断南侵,已经威胁到北京城。

  包产到户更使农村百业萧条。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解体,“远看象要饭的,近看象烧炭的,一问才知道是农技推广站的。”成了农技人员自编自嘲的口头禅。农技人员纷纷搞起了种子公司,坑农害农的事层出不穷。农村集体合作医疗体系全部瓦解,原公社卫生院也大批关门,伴随着的则是农村人均发病率明显增高。一些被抑制了多年的地方病,如血吸虫病卷土重来。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农村,仍有20%的农户看不起病。江苏省的贫困户,有叁分之一是因病致贫。

  贫富差别急剧扩大。95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农村有36%的农户没有任何存款。年均收入低于平均数的农户占86%,即使如温州地区,人均纯收入超过2000元,但68%的农民不足720元。更令人遗憾的是,在自然条件完全相同的地区,许多农民就因为劳力弱、智力低、生病而陷于贫困,无法自拔。

  公社没有了,乡政府机构却急剧扩张,从原来公社时的20人扩大到现在的近300人。国家只能负担极小一部分钱,其余的全靠向农民摊派。随着乡镇干部的生活水准节节升高,苛捐杂税的名目越来越多,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所谓"头税轻,二税重,叁税四税无底洞"。干群关系急剧恶化,以至于逼死人命的恶性事件时有所闻。因此河南有民谣曰:“干群)七十年代是鱼水关系,八十年代是油水关系,九十年代是火药关系。”

  看来人民公社解体的唯一好处,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现在自由了。其结果是为城乡私人经济的大发展准备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而重现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幕。大批濒临破产的农民盲目地涌入城市,使得“包身工”一类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惨剧重现中国大地。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今农村共同致富典型村无一不是当年没有搞包产到户,或搞过承包又回到集体劳动方式的生产队和大队。如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乡刘庄大队,北京房山县窦店村,唐山市开平区半壁店村,四川宜宾县喜捷镇下食堂村,山东黄县下丁家村,河南临颖县南街村以及江苏江阴的华西村等等。

  散布于全国各地的7036个坚持集体经营的村或队,普遍具有集体经济发育水平高,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各种生活设施建设、文化教育、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干群关系、社会风气,均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农民收入普遍较高,生活质量显着提高。

  就在当年毛主席视察过的七里营乡,五十年代的全国劳模史来贺领导刘庄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集体化的道路,实现了集体富裕。现在全村只有41个人务农,农业生产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达到了规模经营的先进水平。而大部分农民就地转化,成为了村办企业的工人。十余年来,全村的总产值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九十年代初就达到了4500万元。现在全村住在集体出资兴建的双层小楼,享受着免费入学、免费医疗和大部分免费供应的粮油、副食品。家家过上了富裕的日子,包括象严重缺劳户余德祥家。余本人年老多病,又是哑巴,儿子早逝,留下一个半傻的儿媳和年幼的孙子。这样一家人家,无论在旧社会还是在今天分田单干的地方,又怎能逃脱悲惨的命运?

  就以曹锦清九十年代在河南农村作调查时记录下来的一段话作个总结:"就从河南农业来说,集体化实在没有象有些人指责的那样糟糕。事实上,到七十年代末,河南已有不少大队的小麦单产上了千斤。如按原来路线走下去,小麦单产普遍达到目前水平(亩产六、七百斤)是没有大问题的,而且没有贫富严重分化,政府机构也没有如今这样庞大,官吏也没有如今这样腐败,社会治安状况也较良好。那时真可以说做到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了。一旦分田单干,过了十几年,这些问题都出来了,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谁也找不到一个彻底根治的办法。"(见《黄河边的中国》一书)

(四)中国的农村向何处去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农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此,中央党校提出了要加强对“三农”(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研究,希望能拿出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来。

  小户经营的局限性和破坏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包产到户已经越来越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小农经济确实已经走到头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正确地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本身是以生产资料、资金和生产者无止境的分散为条件的。它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根本就排斥社会劳动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因此,在市场条件下,生产条件的日益恶化和生产资料的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于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成为一种不幸。

  小农经济的必然结果是两极分化和土地兼并。一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就在大部分自耕农逐渐变为雇农,最后沦入赤贫而揭竿造反的圈子里循环无已。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土地,借助于现代技术和工具的使用,逐渐走上集约化经营的道路而发展出现代化的农业。

  那帮右翼经济学家早就在叫嚷要开放农村土地的自由买卖,或称土地使用权的自由交易,以顺应小农经济必然瓦解的过程。可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农业兼并的必然是大多数农民的破产和离乡。这是一条漫长而悲惨的道路。当美国走上资本主义农业兼并道路时,大量的西部土地正等待着开发,还可以为破产和离乡的农民提供一条出路。而今天的中国一旦走上这条道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当今第三世界农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欲进入城市充当廉价劳动力而不得的处境。历史将重现明末、清末流民剧增,社会爆炸的局面。因此,尽管那帮右翼经济学家叫唤了多年,终于没有人敢于跨出这一步。

  坚持土地承包制30年或50年不变,用行政手段抑制了小农经济条件下土地的自然兼并过程,必然阻碍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它对于防止了农民陷入赤贫境地,维持农村的最低限度的稳定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一小块承包地成了濒临破产的贫苦农民的最后一道社会保障。

  资本主义道路既然走不通,剩下的就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了。

  95年在一些报刊上出现了适度发展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声音。要求对条件确实成熟了,大多数群众确实自愿向集体化、集约化方向发展的,应该因势利导,不要阻挡。但是,根据京郊顺义县的总结,要发展规模经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乡和村(原公社和大队)的集体经济有一定的实力来支援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二、乡镇企业和其它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保证离开土地的农民有广阔的就业机会。这就是南街村、华西村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达到规模经营走过的路。由此更可以看出,由于当年推行包产到户对集体经济造成的毁灭性破坏,种下了多大的恶果。当年邓小平在谈到“包产到户”时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95年在全国25个省区的“百县百村”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74%的村干部和农民认为有必要健全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随着农村经济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发展,各地农村已经自发地出现了一大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涵盖了农村的各个领域,包括生产经营,加工销售,技术服务等等。到94年底,全国共有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218万个,在全国农村具有很高的覆盖度。农民们对于合作服务、合作开发、合作积累和合作保障的需求是十分强烈的。之所以如此,说到底,完全是因为集体化这条社会主义道路关系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发展需要。

  重新回头发展集体经济的路是艰难的。这不光是因为“分田到户””的实施,糟蹋了原来二十年的集体积累,破坏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已有基础,还因为“人心散了,党风坏了,干部贪了,凝聚力没了”。尤其是严重的党政腐败,使得农民不敢将财物的管理权交回给乡村干部。然而,比这一切都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思想上的严重束缚。譬如朱熔基就说过:“刚刚按小平同志的指示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又让农民用土地来入股。这不是人民公社又回来了吗?”一顶“否定农村改革”的帽子砸过来,能顶得住吗?

  人民公社当然是没有了,新出现的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也因为党政领导的不重视而处于完全的自流状态,只有那些贯彻了人民公社原则的共同富裕村仍在闪耀着光芒。能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当政者能否汲取历史的教训,拿出一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了。但是,不管中国的农村向何处去,后人将永远不忘前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通过人民公社这种制度形式,为彻底改变我国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而奋斗时所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历程。


喀秋莎才不是老色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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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庸者 15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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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夹雪:扶不起的阿斗,走不通的绝路--捏造小岗假典型的人必将遗臭万年


    今天我想想谈谈对小岗村的看法。
      一、一段荒诞的神话
      目前,主流媒体关于小岗村神话的报道大致如下:
      小岗村位于淮河流域,由于淮河的入海通道经常被淤塞,这里也就水旱灾害连年不断,往往十年九荒,农业衰敝。1958年,“人民公社”迅速在各地农村建立,这种超越实际的生产关系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带来灾难性后果。1959年小岗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在1978年以前,小岗是全公社乃至全县最穷的。一些上了岁数的小岗村人回忆说,过去,“大姑娘出嫁时没件像样的衣服,小伙子几乎都是光棍儿”。1978年,小岗村大旱。这年夏收分麦子,每个劳动力才分到 三点五公斤 。干了一季的活,糊不了三天的嘴巴!被穷逼得无路可走的小岗人为了吃饱肚子而终于采取了“大胆”的行动。刚开始小岗村把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还是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小岗村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基本上都是父子组、兄弟组,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父子、兄弟在一起干也仍然出勤不出力。这一年12月的一个夜晚,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严俊昌和副队长的严宏昌、会计严立学召集全队在家的18户户主聚集在严家的破草屋内,围坐煤油灯前,冒着违反已经坚持了20年之久的“人民公社”体制规矩的风险,秘密商讨分田单干的事,也就是打算将集体耕地分到一家一户,承包耕种与经营,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很可能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是要坐牢的。可是,他们已经顾不了许多,在一张字据上按下了充满悲壮意味的18个鲜红手印。这份“生死契约”写道:“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在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牢杀头也干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第二年,小岗生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自1956年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了 12488公斤 公粮;小岗每间土坯屋里都堆满了粮食,人们兴奋得在粮食堆上打滚。
      显然,这个小岗村神话是荒谬无比的捏造,有无数明显的破绽:
      首先,关于粮食产量问题。1978年,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粮食 三点五公斤 。120口人的小岗村劳动力大约六七十人,那么粮食产量才200多公斤。1979年小岗村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一年增产300倍,这恐怕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人均才 500公斤 ,如果这就“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那么这15年小岗人是怎么活的?而且,6万多公斤并不算多,1978年,小岗耕地500多亩地,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亩产100多公斤,这是很低的。其实,50年代在农业集体化和治理淮河之后,小岗村的粮食产量逐步稳定在 9万公斤 左右,好年成可以达到10多万公斤, 1979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不过是50年代的一半多罢了。(《北京周报》《小岗: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之后》)
      其次,关于“生死契约”问题。如果小岗人真热爱带领他们包产到户的干部,那么不写字据也会把他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如果小岗人不敢担责任,那么一份字据又能有多大用?何况既然“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很可能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是要坐牢的”,那么为什么还写一份字据?难道是怕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的证据不足?目前关于小岗村“生死契约”的真相,经过网络的披露,其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它是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从前言到签名,都是严宏昌一人写的。至于手印,就更不是真的,是乱按的,甚至把18个手印都误按成了21个。
      再次,关于“小岗精神”问题。从包产到户前的小岗村“8个组分干,基本上都是父子组、兄弟组,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父子、兄弟在一起干也仍然出勤不出力”,可以看出,小岗人自私自利到了极点。包产到户后又能好多少呢?像这些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的人,却在伪造的“生死契约”上写下了“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在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的豪言壮语,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最后,关于人民公社给小岗村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问题。如果“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属实,那么小岗村1961年只剩了五六十人。在1978年以前,又“大姑娘出嫁时没件像样的衣服,小伙子几乎都是光棍儿”,那么人口应该不断减少,怎么会在1978年小岗村还有120口人,比1961年翻了一翻?
      以上几点不过是冰山一角,但是从中足以看出小岗村神话的荒谬。当然,小岗村搞了分田单干是真的,但是绝对没有这么神奇、这么悲壮。不过,撒谎容易圆谎难,尽管小岗村神话是荒谬无比的捏造。但是从中我们仍然可以解读出以下信息:
      首先,小岗村是一个少有的落后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并不具有普遍性。凤阳县就是一个全国闻名的落后县,国家1953年到1978年净调进粮食3﹒6亿斤,拨付救济款5200万元,贷款1800万元。显然,凤阳县这样的落后县只能是极少数。试想,如果每个县都像凤阳县这样净调进粮食,那么国家又有什么粮食可供调进呢?1978年以前,小岗又“是全公社乃至全县最穷的”,即是凤阳县这样的全国闻名的落后县最落后的村。显然,这样一个村在人民公社时期是不具有代表性的。
      其次,小岗村的落后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干部作风不正。“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或许有些夸张,但是干部作风不正应该是实情。第二是缺乏集体主义精神。“8个组分干,基本上都是父子组、兄弟组,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父子、兄弟在一起干也仍然出勤不出力” 或许有些夸张,但是小岗人普遍自私自利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应该不假,否则也不会搞什么包产到户了。这两个原因又是密切相关的,干部作风不正的情况下,怎么会培育小岗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小岗人普遍自私自利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的情况下,干部作风又怎么可能好?这证明了共和国前30年开展的一系列整顿干部作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必须坚持下去。
      最后,尽管小岗村是一个少有的落后村,但是公有制、计划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极大的帮助了小岗村。小岗村这样一个少有的落后村,不但没有受到歧视,而且受到国家大力帮助,吃粮给返销、生产给贷款、生活给救济,以致小岗村连续20年“衣食住行都靠国家”。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公有制、计划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存在。如果实行私有制、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恐怕这20年年年都要饿死人,甚至全村死绝也不是不可能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小岗村这样一个少有的落后村,小岗人普遍自私自利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的情况下,发生分田单干的事不奇怪,但是如果不及时纠正,不仅无助于解决干部作风不正等问题,反而会因为公有制的破坏陷入更大的困境,从而彻底堵塞小岗村的出路。医治“小岗病” 的药方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继续开展整顿干部作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培育集体主义精神的群众运动,从而逐步使小岗村的干部作风、社会精神面貌根本好转,最终摆脱困境。
      二、一个难堪的典型
    从前文可以看出,小岗村分田单干的事实质是少数落后农民的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的错误行为。但是,少数落后农民是共和国前30年也存在的,并没有掀起什么大浪,显然,小岗村分田单干的错误行为是完全可以也应该被纠正的。但是,由于某些买办、官僚、奸商此时正希望通过瓦解集体经济实现农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把广大农民的财富聚敛到少数人手中,实现自己“先富起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罪恶目的,小岗村分田单干的错误行为正好符合了这些人复辟资本主义的要求。因此,小岗村分田单干的错误行为不但没有被及时纠正,反而被编造成了一个荒谬无比的神话大力吹捧,结果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灾难。
    但是,分田单干毕竟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短时间或许还看不出来,但是时间一长就很清楚了。小岗村尽管受到了大力扶持,但是仍然始终发展不起来,成为一个让极右派难堪的典型:
    为了保住小岗村这个典型,方方面面的扶持可谓不遗余力。一方面有物质助。, 199342A,在省Л大代表严宏昌和其他代表的呼吁下,安徽几大职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帮助小岗村发展经济。会议确定了大约1300多万元的投资数额。省里拨款200多万元修建了一条8公里的柏油路,还出资兴建了自来水供应系统和村办学校;当地政府在小岗村村头修建了巨大的牌楼;凤阳县电信局免费安装了电话;张家港援建了水泥大道;家家户户都拥有的彩电和小岗村专用车,都来自企业和社会的赠与 .一方面还有人员援助,上级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以改变小岗村落后的局面。从1993年起,连续几任书记都是下派的。为了便于方方面面的扶持,凤阳县政府甚至还调整了小岗村的行政区划。小岗原是严岗村的一个小队, 1993年凤阳县把严岗村分成两峰村,大严生产队和小岗生产队分出来合并成小岗村。据分田单干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严俊吕的回忆:“上面说村子人口少,上面好支持,这样可以让小岗早点富起来,上面下来视察比较好看"。
    但是,尽管方方面面对小岗村扶持可谓不遗余力,小岗村仍然困难重重。例如,在物质援助方面,尽管风阳县电信局免费安装了电话,有些农户因为太穷还是打不起电话;虽然外界出钱援助小岗村卫星电视接收系统,但是不少农户因为太穷还是不看,以致两只“大锅"(卫星天线)翻倒在招待所的院内 锈迹斑斑;虽然省里出钱修了通到村里的柏油路,但除了拖拉机和每天早上的一班长途公交车外,平常没有汽车通过一一一在人员援助方面,尽管上级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但是由于小岗村分田单干的模式没有改变,下派干部也没有给小岗带来多大变化。1993年以来的3名下派书记,都黯然离去。
    由于小岗村的状况实在太差,在上级视察时不得不采用了欺骗的手法。例如1998年,中央领导到小岗村来视察时前夕,一方面多次打招呼禁止反映问题。据老农严立坤反映说:人还没有来,镇上早早就打招呼,说有意见,有问题,先不要谈,你们放心,以后- -定解决。镇_上打过招呼以后,县里又来第二次打招呼。县里打过招呼以后,地区还不放心,又来第三次打招呼,说不要讲。另一方面突击搞一些形象工程。例如,当地政府在“友谊大道”两侧突击修整各家的院落,把后面破烂的房子遮拦起来,以免影响观瞻。甚至派人从外地把两卡车饲料粮拉到小岗村去充数,等中央领导一走,又让人把饲料粮拉回来了。在统计汇报时,不仅大搞浮夸,而且有意混淆视听:在计算分田单干前的产值产量时,仅仅计算小岗生产队的产值产量;在计算分田单干后的产值产量时,却计算了整个新小岗村(包括原来的大严生产队和小岗生产队两个生产队)的产值产量。依靠吹牛和撒谎毕竟是长不了的,到沈浩到小岗村前夕,小岗村已经差不多是陷入了绝境。据新华社报道: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 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    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 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  “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是个什么概念,  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收2622.2元, 安徽省农民人均收入2127.5元,农民 人均收入低于2000元的省份只有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这6个西北、西南自然条件恶劣的偏僻省区。即单单从人均收入来说,方方面面不遗余力长期扶持的小岗村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也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仅仅比西北、西南自然条件恶劣的偏僻地区强一点。更不用说“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等等了。应该说,弄虚作假的典型有不少,但是像小岗村这样方方面面不遗余力长期扶持却还是搞得如此之差的还真是不多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事?归根到底是因为分田单干本身是一条落后倒退的死路,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例如,小岗村农业技术员吴广法回忆,有一次某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与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农业局签了一个合同,对方支援67万元人民币,由中方在小岗搞农牧业。一开始,就说要小岗村农民养鸭子,怎么养呢?因为是搞‘承包’,你家养十几只,他家养二十只,结果,死的死,丢的丢,一点效益也没有,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吴广法还说:“至于科学种田,比如说推广良种,那就更成问题了。”不少良种农民不相信,怎么都推广不开。“如果村里有集体农田,拨一些出来作良种适应性试验,要是收成好,不用费唇舌,良种也就推广了。”分田单干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严俊昌也十分后悔。他曾向媒体表示过,现在的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
    在这种情况下,小岗村已经成为了一个让中国极右派难堪的典型:极右派自己说小岗村是“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未过富裕坎”,其实“一年越过温饱线”是假,前文已经说了,1979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不过是50年代的一半多罢了,“ 20年未过富裕坎”倒是货真价实。极右派整天妖魔化毛主席时代,宣传集体化如何如何不好,乃至攻击大寨等毛主席时代的典型和今天的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等坚持集体化的典型弄虚作假,存在多少多少问题,受到方方面面多少多少扶持。可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些坚持集体化的典型哪个不比分田单干的典型小岗村强得多?哪个弄虚作假像小岗村这么严重?哪个存在像小岗村这么多问题?哪个受到方方面面的扶持有小岗村这么多,以致上级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集体化和分田单干孰优孰劣,难道还不清楚吗?
    三、一出无奈的悲剧
      当小岗村差不多是陷入了绝境时,2004年2月,安徽省财政厅副处级干部沈浩,作为安徽省优秀年轻党员干部被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小岗村任党支部书记,本来说是“挂职锻炼”,同时也是希望改变小岗村的落后面貌。可是,无论是谁恐怕都没有想到,沈浩在这里一干就是近6年,而且一直到把命搭上,上演了一出无奈的悲剧。
      沈浩对小岗村的病根认识的是比较清楚的。他生前在博客上发表的文章中说:“实践证明:毫无组织、一盘散沙的农民是难以走出温饱、实现富裕的。必须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教育好,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新农村建设又好又快推进。”也就是说,“小岗病”的根子正是当年瓦解了集体经济,使农民变成一盘散沙的分田单干。
      沈浩对医治“小岗病” 也开出了比较合理的药方:“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要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首先,要选好配强一个群众信任、能力较强的‘两委’班子,特别是要选好一个‘领路人’。” “其次,要加强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建设,通过成立各种专业协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第二,就是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等等。”也就是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整顿干部作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培育集体主义精神,从而逐步使小岗村的干部作风、社会精神面貌根本好转,最终摆脱困境。这和上文的分析是基本一致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上任当年的11月,沈浩组织了一场“红色考察”,集中参观了大陆4个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大寨、耿庄、红旗渠、南街村)学习经验,反思自己的发展之路。在参观南街村档案馆时,沈浩握住南街村档案馆负责人的手感慨地说:“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当年打血手印分田单干的18名发起人之一、现已年逾六旬的严宏俊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家里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不成,迈不开步子啊!”其他到访的小岗村人也一致地说:南街村之行让他们大开眼界,要学习南街村,找准方向,努力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参观结束后,沈浩在档案馆留言簿上写道:“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2006年2月18日 ,沈浩召集了全村土地经营动员大会,宣布要建立“农业合作农场”, 可“合地入股”、年底分红;不愿合股的,村里以每亩地每年500元集中租地。农民会被安排进村办厂工作。他的“合作社”梦想,得到严俊昌等广大小岗村的群众态度鲜明的支持,严俊昌说“只要能创效益,把地再次归拢起来也值啊”。
      但是,沈浩低估了重走集体道路的阻力:严宏昌为代表的少数在当年分田单干中获得了巨大政治利益的人(如严宏昌就是省里的人大代表)强烈反对重走集体道路,并对沈浩重走集体道路扣了一大堆罪名:这岂不是又一轮新的“圈地运动”?这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作为农民,土地丢掉了,怎么办?回到大集体时代会没有饭吃……当然,如果仅仅严宏昌为代表的少数村民也掀不起多大浪,更主要的是那些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人的强力支撑。如果小岗村这个“改革第一村”都要重走集体道路了,那么他们30年来不遗余力鼓吹的集体不如个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谬论岂不彻底破产?据严宏昌自己说,他曾接到了外省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毫不留情地质问严宏昌:“送你几句话,我觉得你们当年搞大包干是好事,给全国农民带来了饭吃。这么多年好日子,现在,你们又重走集体道路,是不是吃饱饭撑得?”无论此事是真是假,严宏昌等人反对重走集体道路受到了那些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人的强力支撑应该是事实。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下,合作社的事情被迫不了了之。
      在重走集体道路受阻的情况下,2006年11月,沈浩选派任职到期。98名小岗村村民采用了他们传统的摁手印方式,挽留沈浩。他们还到安徽省委选派办和省财政厅,请求将沈浩继续留在小岗村。耐人寻味的是,据强烈反对沈浩重走集体道路严宏昌的儿子严余山说,是他策划了这次“留人行动”。“一方面,他确实与其他下派干部不一样,他把自己当成小岗人,真心为老百姓做事;另一方面,他背后有个‘大财神爷’做靠山,对小岗村有好处。” 此次“留人行动”中,另一名“大包干”带头人,支持沈浩重走集体道路的严俊昌却没有摁手印。严俊昌说,小岗村更需要造血。“小岗要想富,不能靠沈浩这棵摇钱树。”强烈反对沈浩重走集体道路严宏昌等人为什么挽留沈浩,沈浩在严宏昌等人挽留下留下来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其实是不言自明的。
      尽管如此,沈浩还是留了下来。在重走集体道路受阻的情况下,沈浩只能干一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皮毛功夫:一方面为小岗村争取资金。例如,建“大包干纪念馆”的300万是沈浩争取来的资金。小岗村党委副书记余谦介绍,仅修通公路“小岗快速通道”,就花了1200万元。严余山称,他了解到沈浩争取到一笔800万元的财政专款,作为小岗村发展基金。沈浩还争取到一笔补助资金,给每户补助2万至8万元,使122户小岗村民,全部翻建了新房……另一方面为小岗村村民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例如,据新华社报道,69岁的五保户韩庆江患有肺结核,没钱医治,是沈浩把他送到镇医院住院治愈,没让韩庆江花一分钱。韩庆江说:“要不是沈书记,我这条命早就没了。”50多岁的关友林全家6口人,4位智障,生活十分困难,他告诉记者,沈浩对他特别照顾,自己的被子、衣服都是沈书记送过来的。困难户韩德国的孙子出世后,母乳不够,家里又买不起奶粉,找到沈浩,他二话不说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1000元。70岁的毛凤英家境贫寒、常年生病,她两次找到沈浩都没空手而归,一次1000元,一次500元……
      然而,小岗村这个自私自利的典型的官,是不好当的,即使沈浩被当成摇钱树、财神爷也不例外。沈浩曾在一篇自述中写道:“刚到小岗时也想过,争取点资金项目,工作上超脱一点。但一深入到具体工作,就身不由己了。不怕大家笑话,我这个性格开朗的北方汉子,4年当中也多次受过委屈、流过泪,甚至打过退堂鼓。有的给我出难题。晚上,独坐在房间自斟自饮,我哭了,满腹的委屈,难以用语言表达……” 沈浩甚至挨过打。2007年,大包干带头人严留昌的儿子开饭馆,用村里的自来水,沈浩要他交水钱。严留昌的儿子跳起来,打了沈浩。有村民看到,沈浩捂着肚子半天没直起腰。到今年11月,沈浩的第二个任期又要满了。 9月24日 ,183名村民再次按手印,挽留沈浩,希望他再干三年。但是,沈浩再也不想留下了。 10月23日晚 ,他曾发给严余山一条短信:“正常情况下,年底离开小岗。离开是为能者让路,使小岗更好更快发展。回想来前与凤阳和小岗任何人无怨无仇,六年来更无愧我心……”
      工作上的压力使沈浩经常借酒浇愁,在酒精侵蚀下,沈浩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从乌发变成灰白发的“老头”。11月5日中午,县里几拨客人到了小岗村,村委会在农家菜馆摆了三桌酒席。沈浩去世后,有村里人认为他 11月5日中午 陪县里客人喝酒时,就是在喝闷酒。据严留昌讲,当天下午,喝醉了的沈浩被村党支副书记张秀华扶回住处。当天傍晚,马家献上楼叫沈浩吃饭,发现他掉在地上。她叫来张秀华,两人合力把沈浩重新搬上床。看到沈浩睡得香,此后她未再打搅。严留昌说,沈浩住处对面就是卫生院。“当时如果有人看他喝醉了,扶他下去吊瓶葡萄糖;如果有人晚上给他送一杯水,他或许就不会出事。”沈浩的同学、安徽蚌埠市委副书记毕小彬也认为,“如果有家人在场,或者抢救及时,也许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没有发生。第二天早上6点多,村民杜永兰来找沈浩办事,在床边怎么喊也不应。赶来的医生发现他的心跳和呼吸停止了。沈浩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离开了人世。
      沈浩的人生是一出无奈的悲剧。究其根本原因,是某些人为了保住小岗村这样一个分田单干的典型,一方面坚决反对沈浩重走集体道路,另一方面又要求沈浩带领小岗村发展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目标,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沈浩被这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压垮了。
      四、一道未解的谜题
      11月6日 6时许,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浩在小岗村租住的民房内猝死。沈浩之死给小岗村留下了一道未解的谜题:带头人死了,小岗村怎么办?
      应该说,通过沈浩近6年的努力,小岗村是有一定发展的。从2004年到2008年这5年间,小岗人均收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长,2008年小岗村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6600元,提前并超额实现了“五年翻一番”的目标,高于全国2008年 4700多元的平均水平。还有旅游资源优势,如,大包干纪念馆从建馆到2008年累计接待5万人,门票收入百万,但是对于一个村子也不算少了。小岗村有纪念馆、文化广场等文化设施,电话和有线电视比较普及。
      但是,相较于成就来看,小岗村的问题显然更为严重:
      首先,小岗村的成就和那些坚持集体道路的村集体,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北的周家庄乡,河南的刘庄、南街村等一比,成绩就不值一提了。仅仅和南街村相比,小岗村的人口数量是南街村的1/6,耕地面积是南街村的1.4倍,户均耕地面积是南街村的12倍。但是, 2005年小岗村户均产值仅为南街村的1/13,耕地资源在小岗村产出的经济效益比仅为南街村的1/16。
      其次,考虑到小岗村巨大投入,其成就更是黯然失色。前文已经介绍过,仅仅沈浩到来之后,争取来的资金不下数千万元:建“大包干纪念馆”的300万是沈浩争取来的资金。小岗村党委副书记余谦介绍,仅修通公路“小岗快速通道”,就花了1200万元。严余山称,他了解到沈浩争取到一笔800万元的财政专款,作为小岗村发展基金。沈浩还争取到一笔补助资金,给每户补助2万至8万元,使122户小岗村民,全部翻建了新房……如此巨大的投入,小岗村仅仅略微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其效益之低令人咋舌。
      最后,在重走集体道路受阻的情况下,为了招商引资,小岗村目前正被大规模圈地。据《安徽小岗村书记沈浩施政6年,"梦想家"曾招来争议》报道:引进的GLG集团,广东从玉菜业和深圳普朗特集团的项目,均占地巨大,分别是2000亩,2000亩和4300亩。其中要永久性征地1400多亩。仅有耕地8700亩的小岗村,要被圈地8300亩。这遭到小岗人普遍反对。甚至,严宏昌之妻和儿子,在自家地里睡了三天三夜,阻止推土机的掘进。严宏昌说,沈浩其实不赞成这样圈农民的地,“但是没办法”。村民崔志林回忆, 11月4日 ,沈浩曾打电话找他到村委会聊天。沈浩说,县里快把小岗村的地搞完了,“农民地都没有了,吃啥?村里也没钱。我不同意,但无能为力。”有消息称,沈浩因反对大规模征地,跟县领导闹僵了。大规模圈地必然使小岗村陷入更大的困境。
      如何解决小岗村面临的困境呢?不外乎两条出路:
      一条是继续沿用30年来的老办法。即在坚持分田单干的基础上,方方面面不遗余力的扶持。继续由各级政府拨款,继续下派干部到小岗,以改变小岗村落后的局面。当然,这需要各级政府给小岗村的关照再多一些,各级政府拨款的数额更大一些,下派干部的职务更高一些,能力更强一些……
      另一条是重走集体道路。即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继续开展整顿干部作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培育集体主义精神的群众运动,从而逐步使小岗村的干部作风、社会精神面貌根本好转,最终摆脱困境。用沈浩的话说:“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要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首先,要选好配强一个群众信任、能力较强的‘两委’班子,特别是要选好一个‘领路人’。” “其次,要加强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建设,通过成立各种专业协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第二,就是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等等。”
      然而,这两条出路都面临重重困难,可以说“小岗村怎么办?”仍然是一道未解的谜题:
      就坚持分田单干的基础上,方方面面不遗余力的扶持的老路来说。一方面,30年来一直对小岗村不遗余力的扶持。即使各级政府给小岗村的关照再多一些,各级政府拨款的数额更大一些,下派干部的职务更高一些,能力更强一些……小岗村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还是一个问号。另一方面,谁还愿意去并且能搞好小岗村?沈浩是一个有能力、有广泛人脉、真心想干事、并且得到了小岗村民热烈拥戴的干部。这样一个干部都因为“工作上的压力” 不明不白的离开了人世。谁还敢拍胸脯说:我比沈浩做得更好?沈浩去世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尚未收到新党委第一书记上任的消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走老路的艰难。
      就重走集体道路来说。首先,小岗村分田单干前就是一个少有的落后村,干部作风不正、小岗人普遍自私自利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经过了30年来的错误实践,小岗村的这些情况又严重恶化了。即使重走集体道路,这些情况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彻底改变的。其次,当年分田单干使严宏昌为代表的少数在人从中获得了巨大政治利益,这些人强烈反对重走集体道路。当然,这两点还是可以克服的。更重要的是,那些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人决不会容许小岗村这个“改革第一村”重走集体道路,这些人目前还有极大的影响力,足以扼杀广大小岗村的群众重走集体道路的愿望。
      我认为,小岗村短期内坚持30年来的老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就长远来看,随着那些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买办、官僚、奸商被唾弃被埋葬,中华大地上社会主义的复兴,小岗村终将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最后,我想对那些希望继续沿用30年来的老办法,即在坚持分田单干的基础上,方方面面不遗余力的扶持来维系小岗村这个典型的人们说几句:你们不是为小岗村新党委第一书记的人选犯愁吗?我倒是有一个建议:既然县里、市里下派的干部都不行,省里下派的沈浩又“出师未捷身先死”,那么这次只能由中央下派。中央下派的合适人选莫过于当年塑造小岗村这个典型的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小岗村这个典型帮助其获得了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高位,难道不应该回报一下吗?尽管他已经90多岁,但是仍然精力充沛,动不动抛出一段诸如“中国共产党是非法政党”之类的“老同志谈话”,相信不会没能力搞好小岗村吧?如果小岗村真在这位“老同志”带领下振兴了,岂不又是30年来的一大佳话吗?我这个建议怎样,考虑一下吧?
    英雄的起点,只是一个怀揣梦想的少年。
  • 庸者 15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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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大包干的典型一一小岗村真相

    来源《中国农民调查》一书
    2003年年底出版

    第五章:弄虚作假之种种——4 火爆三个月

    作者:陈桂棣 春桃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还了解到发生在小岗村“火爆三个月”的故事。面对这样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我们感到的,已经不仅是悲哀,而是震惊!
        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现在恐怕没有谁不知道了,因为它率先在全国农村中实行“大包干”,被社会各界认为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源地;十八户农民冒死按手印分田到户的决心,更是激荡过千千万万个中国人。
        说到农村改革的发源地,这儿就得多说几句。
        公正地说,一九七八年中国农村最早搞起“包产到户”改革的,是在离安徽省城合肥市不远的肥西县山南区。那一年的九月十五日晚上八时,山南公社黄花大队的二十一名共产党员开了一个惊动省委、事关亿万农民命运的支部大会。主持会议的是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人称“汤大胆”,大会形成的决议就是包产到户。这比凤阳县小岗村出现的那个后来轰动中国、震惊世界的“秘密契约”早了两个多月。汤茂林主持召开的那次特殊的支部大会仅仅五天之后,包产到户在山南区就势如破竹,风靡了一千零七十三个像小岗那样的生产队,发展到了十万多人!
        当然,肥西县山南区也还不是包产到户最早的地方。比它更早的,是和凤阳县同属一个滁县地区的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这公社的名字看上去有点怪,因它离县城是十二里半而得名。大胆支持十二里半公社“包产到户”的,是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
        然而,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又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今天众所周知,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成了凤阳县小岗村,而肥西县山南区和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却鲜为人知。究其原因,并不复杂,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但在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次再伟大的全会也不可能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问题全部解决,根深蒂固年久日深的“左”的思潮的阴影,不可能不继续影响着新颁布的党的政策,因此,就是标志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已经到来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也还明确指出:“不准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而肥西县和来安县搞的就是“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正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相悖,于是就应了一句俗话:“出头的椽子先烂。”当时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成了全国集中批判的靶子,火车、汽车经过来安附近时,车身上都被贴上了斗大标语:“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由于王业美成了众矢之的,万里主持工作的安徽省委自然不便再作宣传。肥西县山南区虽然曾是万里暗中支持的改革试点,但县委个别人竟也慑于当时的形势,不敢再坚持,自己下了个文件把分到户的田地再次收回,结果,功亏一篑。相比之下,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就更聪明,他不说小岗村是在搞“包产到户”,而是说包干到组,组里再悄悄地分到户。凤阳县的这种做法得到了滁县地委的支持,地委书记是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王郁昭,他不仅亲自参预,还和地委政研室主任陆子修一道亲赴凤阳,最后决定将小岗村的做法称为“大包干”,这就在策略上高了一招,而且总结得也好:“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既避开了“包产到户”这个字眼,又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都形象而生动地体现了出来。这种上上下下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小岗村的经验一经宣传,自然风靡全国。再说,凤阳县还是安徽省最穷的地方,历史上又出过朱元璋,再加上有那么一个凄凉悲怆的凤阳民谣:“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就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卖儿郎,身背花鼓走四方。”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因此,穷到这个分上的凤阳县小岗村敢于率先改革也就顺理成章,并且显得十分的典型。
        问题是,小岗村到了后来,越宣传,故事越多,也变得越传奇,先是有了十八户农民按红手印的故事,接着就有了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号为“GB54563”的那张“秘密契约”。
        我们走访过许多当事人,似乎都对那件“珍贵的藏品”提出过质疑,说“藏品”的纸张那么平展,几无皱折,何以被农民密藏这么久而如此光鲜?说秘密会议在谁家召开,契约又由谁执笔,这些重要的细节至今亦无定论;甚至连参加秘密会议的是十八户还是二十户也有不同说法,而博物馆的“藏品”上写着的二十个人的名字,“严宏昌”就出现了两次,出席会议的竟又成了十九人。
        2001年六月十四日上午,我们在访问陆子修时,陆子修也作了否定回答:“小岗村按手印是假的,这我能不知道吗?”他使用的是设问方式,结论却是不容置疑的。他当时曾是这个地委政研室主任,以后又担任了这个地区的地委书记,他的判断应该是可信的。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却觉得,那张“秘密契约”是真是假,现在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岗村的大包干当时确实是顶着天大的压力,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做出的严峻的选择。
        他们对中国改革事业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连续多年的粮食大丰收,这是与推广他们的经验分不开的。
        小岗村被称为改革的“源头”是当之无愧的。
        发生在小岗村的,那确实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甚至可以说,它的深刻性比一九四九年那次解放也毫不逊色,因为这次解放的对手不是敌人,而是自己!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小岗人因为获得了承包土地上的生产自主权,粮食连年大丰收,这以后至少有五年时间,小岗都是属于比较富裕的生产队。一九八0年新年刚过,万里专程来到小岗,他挨家挨户地看,看到小岗村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有衣服穿,心里特别高兴,说你们终于可以把讨米箩、要饭棍,甩到海里去了!他对当年带头大包干的严俊昌说道:“中国几千万共产党员不敢干的事,你们干了,因为你们头上没有乌纱帽。只要敢想敢干,没有干不成的事。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解放三十年了都没有得到解决,你们却冒着风险自己解决了!”
        后来,随着国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靠种田打粮过日子的小岗人,就一下变得雄风不再。尽管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都有衣服穿,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改革开放快二十年了,也就一直停留在了“温饱”二字上,盖不起楼房,修不起马路,用不起电话,吃不上自来水,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家企业,甚至,没有一处称得上卫生的厕所,作为引发了中国一场伟大变革的发轫之地,竟也建不起一个起码可以供人参观的展览室。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这个“闪光点”,这么多年却无人刻意为它“打磨”;各地都在大搞“形象工程”,而足可以大大提升安徽形象的这一“小岗工程”,安徽省、地、县三级党委政府,均无人问津。这事看上去似乎有点儿怪,很是让人不得要领。
        当然,话说回来,小岗村二十年“江山依旧,旧貌犹存”,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广大农村中,同样有着一定的代表性。且不说西部欠发达地区,就是沿海城市,周边先富起来的也只是有限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农村其实并不比小岗好到哪里去。从这一点上来看,认真解剖一下二十年“江山依旧”的小岗村,对认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肯定会有着“经典”意义。
        不过,就在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临近二十周年的日子,突然有消息传来,说它有了一个崭新的变化。变化之大,就连小岗人也感到像是做了一场梦,确实又不是梦,恰恰验证了当下一句时兴的话:梦想成真。
        变化是从这一年的六月开始的。
        六月中旬,省委一位领导亲率省交通厅、省建设厅、省教育厅、省水利厅、省卫生厅、省新闻出版局等省厅局的负责人来到小岗。
        当时,小岗人并不清楚这么多领导的到来,会给小岗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好处。因为这么多年来小岗参观、访问、视察、指导工作的领导太多,他们来这儿转转、看看、问问,来来往往,小岗人也就没把它当回事。
        可是,这一回大不一样。一场改天换地的工程很快在小岗村拉开了序幕。
        首先赶到的,是凤阳县教委主任徐彪,他给小岗带来了福音:一所可容师生一百六十人,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条龙五个班的小岗村小学,六月动工,八月竣工,确保九月一日正式开学的工程开始了。
        接下来,省建设厅、省水利厅和省卫生厅联手要为小岗建造一座水塔,说干就干,并于七月底完工,让小岗人破天荒地像城里人一样吃上了自来水。据说,原约定由三部门平摊的五十万元资金,只有建设厅的十万元到了位,水利厅和卫生厅的承诺却都打了水漂,那四十万元工程款的缺口,最后只好由凤阳县水务局垫付。
        紧接着,由凤阳县建委统筹,县委、县政府六部门联合出资,为小岗村家家户户住房的墙面,一点不拉地刷上一遍涂料,涂料一上墙,整个村子就好像摇身一变,光鲜了许多;为提高文明的程度,又为一家一户建造了卫生厕所;“大包干”的展览馆,也随后平地而起了;村支部的办公室,也因为装修美化而“土枪换炮”了。这当儿,县建设局还按照省厅的要求,设计出了四十套村民住宅的规划。工程扫尾之后,总共用资二十三万元原是由本县宣传部、计生委、卫生局、供销社、人武部和县建委大家伙一道“抬石头”,谁知五家变了卦,建委赖不掉,咬着牙垫付了其中的二十一万两千三百三十二元,余下的一万七千多元就不愿再出,害得施工单位多次上门讨债,直到我们采访结束,此项“狗头账”尚未扯清。
        要说,还是凤阳县电信局雷厉风行,接到任务,立马就替小岗村家家户户装上了程控电话,而且事情办得漂亮,明说收费,实际并没让小岗人掏多少腰包,电信局是用贷款解决的,从银行贷了一百万元,至于将来连本带利这钱谁还,自然成了糊涂账。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之前,小岗人虽然修不起路,但并不说明小岗村就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再早,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曾投资一百二十万,无偿地为小岗铺了一条取名叫“友谊路”的水泥路。只是美中不足,四公里路段的两边光秃秃的,不好看,现在凤阳县林业局的队伍开进了小岗,虽然正值五黄六月,酷热难当,他们却自有办法,不但自筹资金从百里之外的凤台县林场买来八百三十棵蜀桧,每棵都在两米高以上,而且搞起了科学试验,将起运的蜀桧都在根部包上营养土,趁夜抢运,当天入土,还专门雇用了两位懂业务的工人,吃住在小岗村,精心浇水、培土、看护。高温植树,棵棵成活,为了这桩奇迹,凤阳县林业局的技术员由此撰写出的论文,后来还荣获了安徽省科技进步奖。
        以上各项工程总投入两百七十万零一千四百元,无偿的人力以及各家自备的材料,当然不在其中,那是无法统计的。这一项又一项工程,变戏法儿似的出现在小岗人的眼里,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直到了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了小岗村,小岗人这才恍然大悟。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偏偏总是发生这一类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呢?
        有人说,小岗村的这种变化跟南陵县弄虚作假原本两回事。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面红旗,接受一点支持和惠顾,算不上过分,而且也是受之而无愧的。
        有人说,小岗村对整个中国的改革都有着历史功绩,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解囊相助,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的。
        有人说,为迎接“大包干”二十周年,迎接江总书记视察,对小岗村面貌进行一次筹划和必要投入,没什么不对,不过是例行必办的公事。
        可是,小岗人似乎对这种“改天换地”的事情并不领情。水塔建成送水时,修水塔的工人老大哥想喝口水,小岗村却有人站出来制止,说,那不行,拿啤酒来换!修路植树要用土,对不住,要动小岗土,每平板车要付十元钱,少一文也不成,这比在凤阳县城用土贵上一倍!好像这些工程与小岗村毫无关系。
        当然,这只是个别小岗人干出的不体面事,但饮水者不一定思源,却让贴钱帮扶小岗的人伤了一回脑筋。这恐怕是对帮扶者只帮物不扶志的一种报应吧。
        小岗人显然还感到委屈,他们说:你早不帮,晚不帮,单拣江总书记要来看望小岗了,小岗村的小学校就开办了,墙也带彩,路也变平,“大包干”的展览馆也冒出来了,两排冲天的蜀桧也平地而起了,家家户户电话也通了,厕所也变了,也都喝上自来水了。除非傻子看不出来,小岗村由“温饱”一下成“小康”,显然不是变给小岗人看的。
        最初听到小岗村的这段故事,我们确实感到过震惊。静下来一想,这事发生在安徽,但类似的故事即便出在别的省市自治区,又有多少人会感到大惊小怪呢。我们的干部为什么敢于乐此不疲,倒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们甚至这样想:假如,小岗村没有这个“火爆三个月”的故事,江泽民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看到的就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江山依旧”的小岗村,说不定会使总书记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有着更多更深刻的思考,那样,必将会给九亿中国农民带来更多更实惠的好处,给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村带来更加令人鼓舞的明天。
        事实是,没有假如。总书记和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已经基本达到“小康”的小岗村。






    严俊昌:大包干带头人的清醒与困惑

    作者:郑雄

     

     困惑

    时光已经过去了30多年。回忆起当年大包干的曰子,严俊昌总是充满了激情。那是个苦难和光荣的岁月。他和村民们一起扛过了艰难,硬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路,创造了小岗村的历史,也创造了中国农民的奇迹。他坚定地认为,当年,饿着肚子的他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应该解决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问题。

    然而,与当年的清醒相比,小岗村解决了生存和温饱问题之后,严俊昌更多地感到了困惑。

    土地承包几年后,村民手里渐渐有了点钱。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五花八门的摊派收费就开始了:种烟叶种棉花要交钱,种果树要交钱,养头猪要交钱。哪个村民交不上钱,就到他家扒粮食。

    作为村干部,严俊昌那几年一年的津贴有1000多块,也是从农民的各种税费中得来的。

    他觉得太对不起大家。

    严俊昌找来一位教师,给万里写了一封信,把小岗村的情况、他的烦恼和困惑一一写清楚,托人带到了北京。

    不知道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过了一段时间,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来到了小岗村。

    县里事先告诫严俊昌,要按照统一口径说话。严俊昌不同意,县里就不安排他发表意见了。

    但是,快散会时,温家宝点名让严俊昌说话,严俊昌就说了当时乱罚款乱摊派的事。

    温家宝当时就表态,农民这么朴实,怎么种地种得这么辛苦呢?严俊昌说的如果是事实,就一定要改正。

    结果,那一年,小岗村的各种摊派就取消了。第二年,其他的乱收费也都不收了。

    上级还出钱,帮小岗村修了围墙,拓宽了道路,给村委会盖了20间办公用房,l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来视察前,县里还给他们18个带头人每家装上了电话。

    面对新的形势,严俊昌认为,小岗村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不能搞形象工程。不能光指望着地里那点谷子、小麦,那是发不了财的。应该考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工业、副业。他们成立了小岗村农工商总公司,准备把力量往农业之外再使一使。

    这时候,县委下了文件,突然要调严俊昌去镇里当农委副主任。

    这是l995年。从此之后,严俊昌再也没有在小岗村担任职务。农委副主任是个闲差,他也就是到其他的村蹲蹲点,收点税费。,当年的淮西好汉,渐渐地迎来了自己的迟暮之年。

    暮年的严俊昌依然关注着小岗村的一切。抚今忆昔,严俊昌更多的是困惑。他认为,大包干只是当年迫不得已的做法,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义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把大家搞得没有饭吃,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搞起了承包。但想要大发展,还是应该走集体化之路。用他的话说就是:原来分那一亩三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留下的老弱病残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人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腿脚,迈不开步子啊!,他还向媒体表示过,现在的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

    67岁的严俊昌目前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每个月有七八百块钱的退休金。如果他到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当讲解员,一天还能有20块钱的收入。

    除了他安详的家庭生活之外。严俊昌时不时地要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也在继续关注着小岗村的事。2006年,他还鼓励儿子严德友带头参与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用租来的地种葡萄。

    (摘自中共河南省委主管 《党的生活》 2009年第6期)


    英雄的起点,只是一个怀揣梦想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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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盟X 8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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