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医生的命保住了，但手，废了。

左手手掌全断，前臂肌腱断了，正中神经和尺神经，都断了。

一同断掉的，还有陶勇医生再上手术台的可能。

35岁，眼科学博导，科室主任医生，98篇SCI，他那么努力，甩开了几乎所有同龄人。

是为了钱么？他的德国导师曾经多次挽留他，但他坚持回国，说要给中国的穷人做白内障手术。而他回国之后，已经给2000多名患者，免费做了白内障复明手术。

是为了名么？就算是在美国，陶勇医生这个级别的专家，你再有头有脸，想见他，也要预约几个月。

一个只为了救死扶伤的医生，就这样被毁了。连带着那1532个已经预约了陶勇医生手术的病患，重获光明的希望。

全都毁了。

而这，还不是全部，中国有3万多名眼科医生，能做白内障手术的，几千人，还能做眼底手术的，再少一半。

陶勇医生就是这些精英中的佼佼者，他医疗生涯的每一天，都能为数位患者带来光明。

但是，种种这些，都毁于一场医闹。

这在当今中国是一场很魔幻的事情：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敢袭警，因为会犯妨碍公务罪；

近两年来，没有人再敢抢公交车方向盘，因为会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可谁都能对医生指指点点、大打出手，甚至持刀相向。

因为这个叫做，医患纠纷。

这可能是中国医生，最为寒心的时刻。

前方是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医生们自愿取消休假，24小时待命，随叫随到。

他们可能刚刚签好请愿书，“不计报酬，无论生死”。

而他们的身后，是一把菜刀，刀刀向医生的脖颈处砍去。

杨文医生遇害3天后，陶勇医生转了一条微博。

我不知道他当时的心情如何，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驱除自己内心的愤怒、失望、悲哀，说服自己，重新穿上那件白大褂。

他不傻，他能想到，可能有一天，这把刀就会砍在他的身上。

但他仍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工作岗位上，出现在手术台上。

2020年1月20日，朝阳医院发生恶意伤医事件，受伤最重的医生，叫做陶勇。

颈部10cm刀伤，左手手掌全断，左手臂肌腱正中神经尺神经离断。那把刀，落在了陶勇医生身上。

这一天，距离杨文医生遇害27天，距离暴徒孙文斌被判处死刑，仅仅过去了4天。

最让人感到生气的是，居然有人在污蔑陶勇医生“没有医德，活该被砍”，说这件事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回国的这些年，陶勇医生都干了什么？

2016年，当患有视网膜脱落加白内障的病人做不起手术，只能出两万，询问能不能只治一只眼睛时，陶勇医生说，“让他回来吧，我一次给他做两只眼，不够的钱我给他贴”。

当有艾滋病人想要做手术时，陶勇医生自告奋勇。当网上流传陶勇医生态度差时，他之前的患者纷纷发声，都出来声援他。

可就是这样一位好医生，我们不仅没有保护好他，还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泼上一盆盆的脏水。

中国医生，到底是一群怎么样的人？

他们算不上富人。

美国同行是富人，但是中国医生的收入，仅仅是他们的三分之一。

一个中国医生，5年本科+3年硕士+博士3年，在他长达11年的培养生涯中，一直要向家里伸手要钱。

“你都是博士了，应该挣得不少吧？”

同学、亲友们的眼神好奇中带着炫耀，杀人不见血。

30岁了，同为名校出身的同学已经头衔带总，年入百万；中国医生们月薪5000，最听不得三种钱：房租、份子钱、亲家的彩礼

中国医生算不上体面人。

他们是中国加班最凶猛的一帮人，付出远远大于回报。

吃饭不规律会得胃病，睡眠不充足会脱发，他们比谁都懂。

但是病情不等人，他们忙起来一样得职业病。

最忙碌的科室，一天要接待成百个病人，平均到每人身上只有几分钟。他们字迹潦草，语气生硬，是因为真的很忙。

中国医生更算不上聪明人。

聪明人知道新鞋要避着路上水坑走，但是中国医生在非典前，把生死置之度外。

广东牺牲的第一位医生，就是中山三院感染科党支部书记邓练贤。

去世前，他救治了一名SARS重病患者。病人剧烈咳嗽，大量痰液带着血从插管处喷出，在场的医生护士白大褂上，血点子溅了一身。

手术最终完成时，距离感染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

1月31号的除夕夜，邓练贤接到医院电话抢救非典，直到夜里3点才回到家。

第二天早上7点，邓练贤还没睡到4个小时就又赶往医院；下午3点下班，他晚上8点又赶往医院加班到凌晨。

第三天早上八点，他又出现在了科室。

第四天晚上，他感觉有点发热无力，发烧38度，但仍然坚持工作。

第六天下午，他的肺部检出阴影，大家才意识到大事不妙，送进了医院。

两个月的治疗里，邓练贤的病情逐渐好转，家人都准备接他出院了。

但是他在住院75天后，病情突然急转直下，话都说不出来，只能转到重症病房。

4月25号，邓练贤逝世。

而非典疫情中，全国5327位患者中，医护人员多达1002人。

整个非典战役中，一共有33名医护人员溘然长逝。

在发达国家，医院主任级别的大夫完全可以实现财富自由，瘟疫来袭时可以第一个带着全家坐上飞机到国外度假。

他们可以只对自己负责，因为他们为自己打工。

但是中国不一样。

在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医生归属于公立医院旗下，他们的雇主是这个国家的所有人。

1965年，毛泽东听完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汇报后，生气地站了起来。

他说：“如果卫生部只给全国15%的人服务，不如改叫城市老爷卫生部。”

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国诞生了超过一百万的赤脚医生。

他们一边种地，一边学医，背着医药箱在田间地头行走。

农村太需要他们了，哪怕只是明白几粒小药片的用法，也能拯救一条性命。

最著名的赤脚医生王桂珍，从农民一直提拔到卫生部副部长。

王桂珍的妈妈十几岁就生了她。农村条件差，王桂珍的妈妈不得不自己给自己接生。洗手、消毒、感染……她都不懂。

所以王桂珍的三个兄弟，都死于破伤风。

行医的时候，王桂珍的眸子是亮的。她总想起自己可怜的妈妈。

一百万赤脚医生，像王桂珍一样走遍了全中国。

建国二十年内，中国的传染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消灭。

1957年，霍乱有效控制

1958年，血吸虫基本消灭

1960年，天花绝迹

1970年，疟疾被控制

1975年，肺结核上面提到的每一个名字，都是载入史册级别的魔头，留下上千倍今天武汉疫情的伤亡数据。

每一场战争，都是中国医生的奇迹。

在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武汉已经有15名医务工作者感染新型肺炎，另有一名疑似病例。

上午10点，大V@蓝莓医生 发了条微博，同济医院第二批志愿报名，已经满员了。

如有需要，我自愿报名申请加入医院的各项治疗病毒性肺炎的治疗活动。

不计报酬，无论生死！

甚至还有已经辞职的护士，询问是否可以支援。

广州第八人民医院发布了公开信：全体员工，取消休假，24小时待命，随叫随到。

至于支援名单，怎么决定呢？护士长报了自己，被否了。其他年轻的护士，手心手背都是肉，怎么选？只能抓阄。

被报上去的护士，28岁，计划五一和男朋友结婚，但现在，都要暂缓。

她也怕被感染，父母、男朋友都极力反对。

只有她自己，服从医院的安排，因为“总有人要去的”。

钟南山院士建议，“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去武汉”。

他是成名数十载的大牛，名和利早就是身外之物了。

可84岁的他，18号就已经冲向了武汉防疫的最前线。

怎么办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动动鼠标就解决疫情的好事。

虽千万人，吾往矣。

尾声

医生很崇高，在提起他们时，我们总想到的是那段誓词。

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人类;

我将首先考虑病人的健康和幸福;我将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尊严;我要保持对人类生命的最大尊重;我不会考虑病人的年龄、疾病或残疾,信条，民族起源、性别、国籍、政治 信仰、种族、性取向、社会地位,或任何其他因素;我将保守病人的秘密，即使病人已经死亡;我将用良知和尊严，按照良好的医疗规范来践行我的职业；我将继承医学职业的荣誉和崇高的传统;我将给予我的老师、同事和学生应有的尊重和感激之情;我将分享我的医学知识，造福患者和推动医疗进步;我将重视自己的健康，生活和能力，以提供最高水准的医疗;我不会用我的医学知识去违反人权和公民自由，即使受到威胁;我庄严地、自主地、光荣地做出这些承诺。

所以我们总是选择性的忽视，他们也只是普通人。

医学，不是神学。

他们也会累，更会怕。

我有一个朋友，他刚从医学院毕业没多久，现在还在医院实习，每天累得像条傻狗。

当杨文医生遇害时，他在朋友圈转发了很多文章，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无奈和心酸。

所以在陶勇医生被砍伤后，我第一时间去翻看了他的朋友圈。

我很害怕他有一天哭着脱下那件白大褂，用眷恋却又决然的语气，说上一句

“不当医生了”。

但他的朋友圈什么都没有。

我发消息安慰他时，他说“前几天抢救了个病人，看到心率回来的时候，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至于其他的，就不考虑了。

人们总说，真正的勇士，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仍热爱它。

可我想说，在武汉疫情中，我看到真正的英雄主义，是中国医生。

在大家疯狂转发文章，抢购口罩的时候，他们默不作声地签下请愿书，等待着召唤。就像17年前那样，就像每一次需要他们时那样。

如果说如今的我们，有什么能为医生做的，那也许就是：不信谣，不传谣，尊重医生，遵守医嘱。

最后，我希望我的小伙伴，希望陶勇医生，不要对这个世界失望。

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勇士，都请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