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纳西族在传统社会信奉的原始宗教是“东巴教”，这个民族宗教仪式中最重要的活动会使用到木牌，它们长啥这样？见下图

这是祭祀龙神用的木牌

这些木牌会用在祭祀各种神的仪式中，比如风、龙等神。但我这里要具体介绍的则是与本篇治疗方法绵延关联的一种仪式——禳解仪式。

根据“东巴教”的观点，凡是有人淹死、战死、被野兽咬死、被牛撞死、被雷打死、行路坠马而死、年轻男女爱情不遂双双坠崖而死、遇盗而死、因火灾或地震而死，放到今天便可以延伸出来车祸而死、癌症而死、意外猝死，以及流产等等，均算是凶死。传统社会里的人们深信凶死者是因恶鬼作祟所致，而死者本人也随即变为恶鬼。这种恶鬼，纳西语称为“斗”。它时常要影响危害生人，特别是凶死未久的新变为“斗”者即对亲人也一样要加以危害（可参史学家顾颉刚人鬼神异事件日记：亡妻神回记一文）。人们为了免除“斗”的灾难，常请巫师（“东巴”）举行禳解仪式，此种仪式即称“斗”礼。在举行“斗”礼时，隆重者要延续几天，有许多礼节和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准备一些木牌，插在地上，中间还插上松树枝等物，“东巴”在其周围跳神念经。

这种仪式中使用木牌，纳西族人称为“可标”，是一种古老的宗教用物，起源甚早，一般用松木削制而成，平均长20-30厘米、宽4-5厘米。纳西象形文字中便有“可标”专用代表字。

20世纪50年代前，“可标”在纳西族地区普遍使用，50年代后仪式便很少举行了，这种仪式用木牌被作为民族文物保存下来。

到这里，有的朋友会疑惑。纳西族与汉族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这不是牵强附会吗？

为了回应这个疑问，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另一类木牌——敦煌、居延出土的“人面木牌”。1905-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首次发现“人面木牌”，1927-1934年中瑞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居延汉代遗址又出图了大量此牌。上个世纪70年代，居延出土大量汉代简帛和文物，其中也有这种木牌。

人面木牌平均长20-25厘米，宽4-5厘米，多将一端削尖，另一端作平头或楔形头；其上用黑红两色绘一个人面图像，狰狞可怖，不类生人。著名学者汪宁生教授将其与纳西族木牌比较认为：“第一，两者形质相同。第二，人面木牌出土数量较多，且制作粗糙，显然和‘可标’一样也是一种大量消耗之物。第三，‘可标’上绘有鬼神形象，人面木牌所绘面孔，奇形怪状，绝非真正的‘人面’，显然也是代表某种鬼神的。…它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人面木牌是一种原始的形式，而‘可标’则有了发展和变化。”

进一步，汪教授指出，人面木牌仅见于西北地区，他处迄今未发现，而其同类之物却在今天纳西族之中保存。民族史家多认为，纳西族原是羌人之后裔，是自西北地区南迁来的，并能从语言学和民族习俗上加以证明。纳西族文化集大成的学者戈阿干先生便通过多年实地探访考察，同样论证了上述观点。

综上所述，汪先生认为中国西北地区出土之人面木牌应和纳西族仪式用木牌一样，是在祭祀时插在地上做祭拜之用的，其上所绘人面形，即代表祭祀对象

以上内容摘自知乎

而在日本的神社里是没有神像的，可以看到御神木作为“神体”参拜，人们相信神明愿意降临在石头或树木上，用注连绳围绕着代表一种界限，保持神域不受打扰。

北欧的卢恩文字也是建议刻在木头上更具有威力，可见在与一些神秘存在建立联系中木头的效用及其重要性。

推测石头也有相同的效果，西藏的玛尼石和上文提到的神社里的石头（磐座）也是例子

当然除树木、岩石之外可定会有更多形式的媒介，各位不如也来分享些自己的想法见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