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作者李民骐原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87 级学生，在1989 年以后，在政治上与思想上开始与自由主义反对派分道扬镳，并逐步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的青少年时代从家庭获得的认识是极其狭隘的。但是，象所有的知识分子家庭一样，我的家庭也自认为属于一个比体力劳动者更高贵的社会阶层。我的父母希望我明白，我必须进入名牌中学和名牌大学，只有在升学竞争中把别人挤掉，我才能保住自己的高贵身份，或许还有希望在社会地位和名望上超过父母。 

    我自幼好读历史。历史故事倾力描绘的英雄人物成了我最早的模仿对象和个人理想。我发现，社会中有一些人，他们生来与众不同，他们高贵的形象淹没了无知的芸芸众生，历史仅仅是由他们写的并且仅仅记住了他们。我强烈地希望自己成为“伟人”、“超人”。主宰历史命运的领袖，其他的生存方式似乎都是毫无意义、不值一提的。 

    我带着这两种矛盾的心态开始了我的大学时代。一种心态是英雄史观、精英统治论和个人奋斗，我幻想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开明政治领袖。另一种心态是人道主义以及对真理和社会正义的追求，当时我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入学不久，现实就给了我一个沉痛的教训。我幻想能够通过官僚政治的渠道爬到上流社会中去。但是，我对官僚政治的技巧显然一窍不通，我没有来得及学会这些技巧，我的“领袖梦”很快被击得粉碎。在官僚政治中出人头地的幻想一旦破灭，我的共产主义者的假面也就戳穿了。我真正渴望的是爬入上流社会，而不是为理想献身。社会正义、追求真理现在对我毫无价值，被挤出官场在我看来似乎就是失去了一切。人生从此不再有任何意义。极度灰心中，我百无聊赖，每日到图书馆偷书填补空虚的生活。 

    一九八八年六月，北京大学学生在校园内展开了要求民主的斗争。一些学生组织了 “行动委员会”，准备发起政治性示威游行。在最后几天，我参加了游行的准备工作。我参加学运的思想基础是非常复杂的。这里决不能排除个人失意、生活空虚、喜欢出风头的因素。但是，也决不仅仅是这些，而且主要不是这些。一些学运活动家的勇气和胆识（当时给我深刻印象的有刘刚、萧旭）唤起了我原有的良知和热忱，我从中又找到了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不能够再无动于衷了。无论如何，从此我从颓废萎靡中爬了起来。 

    这期间我的政治信仰急剧转变，我不再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参加学运以后，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日益成为自由主义者。八十年代后期，资产阶级新古典经济学事实上已经在中国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我所在的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由主张激进的市场导向经济改革的厉以宁教授领导，事实上是当时中国传播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中心。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与统治阶级相一致的方面。当时，集权计划经济日益暴露出自己不再是合适的统治方式，官僚统治阶级迫切需要新的更加强有力的统治手段。象所有同学一样，我刚入学时无形中已经接受了统治阶级的如下观念：生产率、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和衡量标准，劳动者不是被看做人而只是被视为应该尽量削减的一项成本要素，虽然自己有强烈的精神生活要求却有意无意的认为劳动者生活的意义仅仅是物质消费的增长，国民福利似乎仅仅是更多的彩电、冰箱、汽车 ......这些观念是通过无数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文学作品、学术著作和家庭教育灌输进来的。按照这种灌输好的观念，我站在与劳动者对立的立场上，把劳动者视为天生是懒惰的、唯利是图的。既然资本主义早已被经验证明是制服劳动者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我就把私有化看做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主张全面拍卖国有资产。这一时期是我系统研究并接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时期。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初，中国知识界的自由思想运动达到高峰，北京大学在运动中处于中心和领袖的地位，我个人的批判意识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写了一篇论文，驳斥专制政府和国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的理论观点（即所谓“硬政府、软经济”）。这是概括我当时思想状况的代表作，可惜现已遗失（这篇论文曾与萧旭、王丹交流过）。 

    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全国性民主革命运动爆发。在运动期间，我始终与核心学生领袖保持密切来往。我对运动的认识最初也十分模糊，将它限定为单纯的学生运动，对它的意义估计不足。五月中旬以前，我一直倾向于选择适当时机收尾。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过于保守了。在自由思想运动的高潮时期，波及的也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这样一个极其狭隘的范围。表面的思想活跃掩盖了反对派对人民群众的极端无知。没有人了解劳动人民的社会心理状况，对社会革命的成熟程度没有什么科学估计，斗争行动往往带有赌博的性质。但是，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斗争是一次中了巨奖的赌博。在实际斗争中，人民群众比反对派领袖们要先进得多、英明得多。五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斗争进入了全新阶段。一方面，运动已经超出了狭隘的学生运动范围，一举上升为全民性的民主革命运动；另一方面，以发布戒严令为标志。官僚统治集团悍然向人民宣战。斗争进入决战阶段，革命和反革命都再无退路可言。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反对派分子都认识到这一点。当时的反对派领导集团或者幻想与统治集团取得妥协，或者寄希望于上层宫廷政变。五月中旬以后，我对运动的认识一天天明确起来，坚决主张采取断然的革命手段反击反革命的进攻，争取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我的主张没有形成居于领导地位的意见。由于我对运动的认识和判断始终与当时的学生运动领袖们相左，至运动最后失败时，我始终没有正式加入反对派组织和承担起领导责任。 

    对一九八九年民主革命运动的反思促成了我的思想的第二次重大转变。首先，反对派没有任何成熟的革命理论。他们迷恋民主，却不懂得民主为什么能够战胜独裁；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人民拥护，却找不到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在刺刀临头的时候，“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口号除了剥夺人民反抗的权利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呢？（有些患了革命恐惧症的反对派迄今不敢提“革命”二字）其次，反对派严重脱离广大劳动群众。在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潮阶段，人民群众用他们的集体的伟大力量废除了统治秩序平时加于他们的束缚，首都的警察和官僚机构完全瘫痪，人民在当时实际上争得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但是，反对派由于对群众的无知和不信任，看不到群众的伟大历史创造力，在关键时刻不敢发动群众。 

    这种对群众的恐惧和不信任心理，这种革命理论的贫乏，是不能在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范围内解决的。因为它表面上以全民代表自居，实际上排斥了对革命动力源泉的分析。这种排斥，是为了掩盖它事实上把知识分子精英看做特殊公民的实质。我的疑问恰恰在马克思主义当中获得了回答。社会分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被统治者要获得解放只有以革命推翻统治者，这是我们社会的真实情况。真正的革命者从反对一切压迫和统治出发，只有完全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而决不能以高人一等的领袖自居，认为民主不过是用开明的统治代替暴政，更不能认为人民大众只是自己实现“民主”的工具。开明的统治还是统治，凡统治未有不以暴政告终的。而民主如果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精英垄断政治的一种形式又哪里是什么民主？（有的反对派分子认为，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仅限于投票挑选由哪些精英来代表他们。殊不知，如果精英总是高高在上，他就只能代表他自己。） 

    在民主运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革命领导机关的迅速官僚化。革命领导机关一产生，马上就脱离了基本的革命群众，领导成员成为某种难以接近的特殊人物。另一方面，争权夺利消耗了领导机关的大部分精力，在后期，相当一部分领导成员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特权。表面上，这是由于运动中一些投机分子窃据了领导地位，革命组织成份复杂所致。但是，某种“领袖欲”、个人投机心理难道不是每一个反对派活动家或多或少沾染的问题吗？归根到底，这与实现人人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如何相容呢？既然自认为是自己是特殊的高级人物，又怎么能建设平等的新社会呢？“六·四”之后，我隐约感觉到了这些问题，但是当时并没有深入地思考下去。 

    为了建立新的革命理论，我的学习重点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原来是均衡的、合理的、自由平等的地方，现在我看到了矛盾、不合理、专制和压迫。我刚刚开始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认识社会的方法，一次突发事件就打断了我的学习，也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涯。一九九零年六月三日夜，北京大学学生在校园内自发集会纪念一九八九年民主革命运动。反动学校当局公然对集会学生威胁恫吓。集会者由于群龙无首，有自行瓦解的可能。在紧要关头，我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发表反政府演说。演说本身并不精彩，可以说拙劣，但它客观上表现了革命者不屈服于反动派高压统治的大无畏斗争意志。另一方面，这次斗争是全国革命低潮中的一次孤立行动，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六月十五日，我被学校开除学籍，同日入狱。 

    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与一切压迫社会的刑事司法制度一样，建立在惩罚和报复原则的基础上。犯人一入狱，立即就失去了全部人的尊严。看守人员对犯人任意打骂，预审人员经常滥用逼供、诱供手段。管理制度禁止犯人阅读书刊，要求犯人全天静坐反省，实际是变相体罚。另一方面，刑法强调使用重刑、死刑，认为法律的主要作用在于威慑。但是，我与犯人的实际接触让我看到这种刑事司法制度不是在消灭犯罪而是在不断再生产着犯罪。那种认为人天生就有邪恶心理，只是由于对刑罚的害怕才不去犯罪的说法纯属一派谎言。我们的社会既然到处是不公正和压抑，就难免有些人产生病态的心理结构，因而随时可能产生破坏性行为。但是，社会不是把这种破坏性行为看做由它自己造成的病态去医治，而是采取把破坏者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做法。很多初次犯罪的人仍然有不少天真善良纯朴的品质，在监狱的环境中生活几年以后心理彻底扭曲，成为恶性犯罪分子。至于死刑，不过是社会无力解决自身问题的标志。随着越来越多的犯罪适用死刑，恶性犯罪也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监狱中，依靠牢头管理监号。牢头是犯人中的统治者和压迫者。他们在监号中占据最宽敞的床位（想象一下，在人均只有半平方米的监号中，一个人睡两三米宽的地方是怎样一种特权）、掌管食物分配、支使他人为自己劳动（捶背、洗衣等），还可以打骂其他犯人、从中取乐，有的还占有同性恋伙伴。所有的革命者都会承认，牢头现象是一种必须根除的压迫现象。在监号中，牢头们散布这样一些言论：“人到哪里都分三六九等”；“在什么地方都有柳爷（特权阶层），也有鼠蔑（奴隶阶层）”；“牢头也是从擦地擦板儿一点点熬上来的”。每一个革命者都清楚，这无非是说压迫有理、被压迫活该。但是，这些话难道不是压迫社会（包括“民主”社会）中流行观念的表现吗？比如：任何社会都有上中下之分；国家只能交给精英、优秀人物来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对立是永恒的；资本家也是从洗盘子开始辛辛苦苦奋斗起家的 ......为什么大多数反对派分子遇到这些问题就失去了批判性呢？反对派的绝大多数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精英，或者接受了知识分子精英灌输的观念，认为只有自己才代表社会价值，而劳动者大众实际上没有社会价值。在监狱中，被牢头压迫的人也往往认为这种压迫结构既然约定俗成就没有什么不合理，他一旦当上牢头又反过来压迫别人。在社会中，压迫结构看起来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以至于被压迫者都认为它是正常的，似乎自己天生该受别人支配，公共管理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但是，社会中的压迫与监狱中的压迫一样不合理，也一样可以根绝。任何社会关系，都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因而也是人自己可以改变的。到底是根据哪条生物学原理，一些人要奴役另一些人，压迫和被压迫、奴役和被奴役要支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监狱中，我常常意识到，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中，随时可以以自我生存为借口，在道德上堕落下去。如果你介入了牢头压迫、奴役他人的行为，如果你对此习以为常，如果你自己管理监号的时候沿袭牢头那一套做法、克扣他人饭菜、对别人肆意凌辱打骂，你还算什么革命者！（有许多“政治犯”在监狱中正是如此表现的）铁窗生涯没有挫折我的良心和意志，反而使我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都进入了一个新层次。 

    刚刚入狱时，我为海外传媒有关我的报道沾沾自喜。随着时间推移，我才有了一些较为清醒的认识。是什么在支配我的行为？是个人名利还是争取被压迫者解放的理想？如果是后者，我有什么可以引为骄傲的呢？这种学生自发集会和反政府演说难道不是众多的脱离群众的孤立反抗行动之一吗？我这才发现自己远不是真正的彻底的革命者，除非我把这个肮脏社会加于我心灵上的一切污垢都剔除干净。 

    革命者离不开对全部现存社会结构的彻底批判，这种批判也必须深入自己的心灵。革命者的心灵必须完全浸沐在对人、对被压迫者的普遍的爱中。既然是真诚的爱，就不是高人一等，不是特殊的优秀人物，不是主宰历史的英雄。只有这样，才能认识群众，进入群众，与群众一起而不是利用群众去战斗，与群众一起争取自己的解放而不是替他们争取解放。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仅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彻底解放、彻底人道的革命学说。 

1992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