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中国梦”是什么？1932年11月1日，《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征稿启事约400余份，征集他们心中的“中国梦”。到12月5日，该杂志共收到答案160余封，梁漱溟和朱自清等人行动慢，过了12月5日才将“梦想”寄给该杂志。1933年元旦，《东方杂志》刊登了144个征集到的“中国梦”。
144个投稿者中有107人是大学教授、作家、新闻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还有部分官员、实业家、银行家，其中不乏柳亚子、郑振铎、巴金、郁达夫、林语堂、邹韬奋、周作人、马相伯、张君劢、周谷城、俞平伯、章乃器、茅盾、顾颉刚、杨杏佛、施蛰存、傅东华、叶圣陶、谢冰莹、夏丏尊、徐悲鸿、老舍、楼适夷、周予同、孙伏园、冯自由等名人。
征稿时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1932年初，日军又进攻上海。面对外敌入侵，国内并无万众一心之景象，军阀割据，内战不断，独裁专制，贪污腐败……在贫穷落后的中国，民不聊生，中国正处在一场噩梦之中。这个时候，人民更能直接体会到“国家”的意味，一方面能否使国民在外国人面前有自尊感，另一方面，国家的行为是否“天下为公”。民国的知识分子对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中国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的“中国梦”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
教育部官员戴应观说：“几十年后的中国，完成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铁路、公路、航海、航空、教育、科学都有巨大的发展。”
郁达夫说：“我只想中国人个个都不要钱，而只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都用到发明、生产、互动，与有意义的牺牲上去。将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时代画报》编辑章克标说：“一切的梦想，一切的梦，是一种超越的飞跃，所有界限和藩篱，须是完全撤除，国家这种界限，在任何人的梦想中或梦中是不配存在的。”
北大教授李宗武说：“中国的军人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军事当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学者们不要相率勾结军阀，联络要人”；新闻记者“不要成为御用的宣传者”；“中国民众能监督政府，使政府不为少数军阀所私”。
上海银行职员张水淇说：“……没有靠了枪杆压迫无武装的人民贡其膏血的英雄……政治之设施决之于国民的公意，公意一决，个人不拿阴谋鬼计来破坏。”
《东方杂志》文艺栏编辑徐调孚的梦想是：“未来的中国没有国学、国医、国术……国耻、国难等名词。”
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
柳亚子梦想一个“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女作家谢冰莹说：“那将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
国立上海商学院教授俞颂华说：“中国出了一位大科学家，能够改造国人的生殖细胞，使得未来一代新国民都富于创造冲动，没有占有冲动。”
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说：“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是充塞一两个人的大肚皮。”
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则认为：“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
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姜解生梦想是：“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严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的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钟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工作地点。”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的中国是：“连现在众所公认好东西的慈善机关及储蓄银行等等都不需要，因为用不着受人哀怜与施与，也应不着储蓄以备后患。”
林语堂则说：“我不做梦，只希望内地军阀不杀人头，只希望在杀头之后，不要以25元代价将头卖与死者的家属。”“我不做梦，只希望全国禁种鸦片，只希望鸦片勒捐不名为‘懒捐’，运鸦片不用军舰，抽鸦片者非禁烟局长。”“我不做梦，只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
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刘英士说：“未有人民不健全而国家不衰弱者！未来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的‘梦想’，而决定于我们的行为……未来中国的国家身份，仍旧是和它的构成分子的知识、能力和道德相称。”
读者金丁则直指现实的问题：“人人都能享受香水汽车电灯跳舞书报。香水、汽车、电灯、跳舞、书报……为什么甲能享受乙不能享受？未来的中国是不该如此的！”
时任外交部长罗文干希望官员是“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苏州振华女学的王季玉则说：“大小官长有诚实和牺牲的品格。”
联盟X：我也不做梦，只盼着没有兵荒马乱，中央稳定，天下和平，最好官员是那种灾年不报祥瑞的好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