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着莫名优越感的肉喇叭，还总喜欢紧缩眉头扮演社会良心。
——王朔评白岩松

听严世蕃说，这就是越南，弹指一挥间，大清全方位崛起！

先来几段别人的

张维为

张维为借助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批判西方（美国）模式显然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世人都晓得他所列举的这些国家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异”，它们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历史形成的，而与政治制度的“西方化”并无直接关联，比如刚果的族群冲突、伊拉克的宗教派系斗争、乌克兰的民族矛盾等。更重要的是，这个名单中的很多国家在“出问题”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乌克兰、吉尔吉斯脱胎于前苏联，而伊拉克、阿富汗都是21世纪之后在美国的军事干预之后才走上所谓的“民主政治”道路的，它们在这之前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又如何能与“学习西方”挂上关系？换另外一个角度说，张先生如何能够证明：这些国家（或地区）如果不接触（学习）西方世界，它们就能比现在的社会状况更好？就台湾而言，你又如何认定它如果走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道路就一定能比现实的“民主政治模式”更成功？

　
显然，张维为先生对西方（美国）模式的批判与揭露并不成功，不管是从社会发展水平的实践层面还是从形而上学的抽象理论层面，他都未能拿出“像样”的证据证明中国模式的更加优越，唯一看似有理的论据就是一些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挫折，但前文已经分析指出，由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很难将之简单归结为它们“学习西方”的缘故。按正常的思维来说，您张先生既然已经认定中国模式优越于西方民主，当然就无必要再去思考“落后国家如何才能顺利实现民主化”的问题了，民主政治既然罪孽深重，还有什么理由再去追求呢？但是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中又提出：“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顺序搞错了，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我看到这个内容之后很是感觉诡异：这段话看似批判西方，而实际不正是在探讨“如何学习西方”吗？难道说张先生已经放弃了自己一直提倡的“中国模式”优越论？
　
如果说拿“非西方国家”的问题来论证西方（美国）模式的危机必然难以自圆其说的话，那么效法马列、直接从理论上提出西方社会的基本矛盾，则是相对严谨的做法，张维为先生也没有放弃这样的工作。他在接受“观察者网”的访谈时曾深刻地提出：“西方今天的民主模式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现在看来主要是它的三个基本假设出了问题，这三个假设可以概括为（1）人是理性的；（2）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这三个假设现在看来更像是西方民主模式的三个‘基因缺陷’”。如果不仔细思索，我们很容易跟随张先生的思路误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的确如此”，但是只要稍微认真考察一下西方模式（特别是它的社会的组织原则）就能发现，它们的“理性人”假设只是其个体主义价值观的一个理论根基，很少有人真的会认定所有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机器，否则也就不会有《道德情操论》一书的长期流行；西方社会的“绝对权利”概念也是出于对个人自由的保护而提出，但实际上由于个人权利的实现过程必然涉及到社会公共福祉，它必然是一个相对主义的“东西”，否则也不会有爱国主义和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作为宪政法治社会的基本规则，程序正义（合理性）当然会受到人们的格外青睐，但我从未见过哪个西方理论家认定它就是“万能”的，却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政治理论观点——国家是必要的恶，法治是无奈的选择；即是说，因为找不到实现社会正义的更好方式，他们才不得不格外重视程序，但这绝不是“程序万能论”。


张维为先生将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假设”当作“实际指南”，将它们早已认定为并不完美的“政治设计”说成是别人眼中的“法宝”，这明显犯了“曲解”的错误，而这种首先将自己要批判的对象“污名化”、然后再行批驳的做法，虽然是很多诡辩者经常使用的技术，却也很容易被论敌抓住把柄。比如说，有人可能会质问张先生：到底有哪位西方理论家曾经明确提出“个人权利”是任何情况下（包括亡国灭种）都不能触碰的？又有谁曾经明确提出过“程序万能”（包括实现天下大同理想）的观点？如果张先生回答说：这三点概括也不是字面上的“绝对”意义，而只是对西方模式基本要素的提炼，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出现了：既然如此，那么，格外重视个体人的权利和理性能力、强调法治社会的程序正义原则到底有什么缺陷呢？难道主张个体要无条件服从集体、个人权利没有保障、不重视程序正义才更是更合理的社会组织原则？分析至此，我们就不难看出，张先生要么承认西方民主社会的三个基本假设是一组“相对性”概念，所以它们并未表现出什么严重“问题”；要么将它们视为三个“绝对性”概念，从而寻找到其中的各种理论“偏执”和实践陷阱（犹如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但是这又很难找到批判的“真目标”，所以只能沦为一种空想。

白岩松

他的眼镜始终是冲画面右上方闪烁的，尽管画外有一个提问者，应该彼时彼刻跟他同在，他的视线却给人旁若无人的印象，甚至也不看镜头——观众，假若那不是在电视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当作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

他称自己是理想主义者，业余足球健将，幸福的父亲，“坐在第一排的人”，简言之一，一个对自己很满意的人。这满意流露在他的用词上，频繁使用“一定”、“总是”、“应该”这些不容置疑的句式前辍，我已经不能复述他的原话了，但对他种种突如其来的断语和始终如一的自信过目难忘，他像是一个早已洞悉了生活真相并具有超常理解力的能者，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能迅速给出当然的解释，这在他谈到自己的职业时尤甚，那个时候他甚至像一个政府发言人。

写这篇小文当中，我又看了一次白岩松主持的《东方之子》，采访余华，这是他的正科，我想这里大概有更多他的本来面目，于是仔细观察此人。过去我还认为他的严肃和一本正经是对文艺节目主持人的嬉皮笑脸和哗众取宠的有意反拨，以正视听，现在我认为这仅仅是做作，因错觉导致的拿不准“范儿”，如果他自认为这是真诚，那就是骨子里的做作。

白岩松的文字能力在中等偏上，老实一点就好看很多。他写自己，个人境遇，无论是“痛”还是“快乐”都算情真意切，遣词造句也还工整，一进单位，语涉同事和军国大事，话就见大，特别懂事、特别见得人、说到哪儿都理直气壮的广播词儿就出来了。在这儿，你能感到作者笔风陡转，仿佛摁了切换键，从正常人变成转播机器。

我注意到在电视台混的人都爱提大事件和大人物，好像他们知道得更多，离中枢更近。白岩松也未能免俗，书中照片和行文处处透出得亲天颜的兴奋和沾沾自喜，什么“我第一个鼓掌”，对不起，我要说这是诌媚，似这等宫闱秘闻，在你固然可喜可贺，我不关心！

离什么近，就像什么，质量越重，引力越大，沾边不沾边的都以为自己是其中一部分。在白岩松自夸的那些方面，我最不明白是“坐在第一排”这句话。我们都进过剧场。第一排和站在后边的有什么差别，不都是观众吗？只不过你看得更大，听到的锣鼓更震耳，北京话叫“吃味儿”。什么演出需要第一排观众站起来向后排观众解释剧情？你能看到什么内幕的后台的东西？怎么委婉怎么客气，也没别的词——自作多情。

他的眼睛始终不看交谈者，对方认真回答他的问题时，他的脸上偶尔浮起一些挂在嘴角的微笑作为回应，表示他在听。他在哪儿学的这一套？他不是一个学生出身的热血青年一个热爱运动和音乐的普通人吗？我相信那些问题不是他想问的，何其愚蠢，逼得余华也只得加倍愚蠢地回答。一个聪明人强迫另一个聪明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他一起露怯，做肤浅、不着四六的交流，怎么还会有那么强烈的优越感？

你真有你显得那么重要么？我不相信电视主持人是一个独立观点的表达者，更接受广播学院学生自己的说法：肉喇叭。

我的评价

简单总结：俩人都是纯纯的傻卵。可能不傻，但是都是罪人。

先说张维为，纯纯的鼓吹手，跟观网没有一点区别。他可能受到不少兔兔们的追捧，因为他迎合了这些心智没有成熟的人的偏好，很好的满足了他们“优越感强，自信心强，中外两分，西方邪恶，中国被害”的看法。非常推荐大家看看阎学通老师的讲义或视频，推荐一个清华顶级专家谈00后居高临下看世界：优越感极强 非左即右 中外两分 西方邪恶_哔哩哔哩_bilibili。张维为天天搁这赢啊赢的，一鼓作气鼓吹中国腾飞，“西方”崩溃。实际上跟BBC那些没有区别。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可以看出，视频不是中国赢，就是“西方”输，有时再吹一吹鹅爹。真的不用再典型了，这个鼓吹手的形象。

话说有个说法说张维为是瑞士人，我估计是假的。不过他常年待美国倒是真的，也有瑞士的绿卡。这次他改IP手慢了一点，这方面还得学我们陈平老师，马上就把IP改了。

来点张维为经典言论：1、这个盒饭确实比美国中产阶级吃得好。

2、过气思想，对青少年的坏影响不可估量。

3、你不了解中国而妄下论断。

4、为什么说“一出国就爱国？”

接下来是白岩松，他更是纯纯傻逼。张维为至少是吹顺气，白岩松是瞎鸡儿吹，把兔兔都能吹怒了。先说他之前的言论，天天在哪里鼓吹三胎啊，消费啊，努力啊，加班啊，简直就是标准化的“理想喇叭”，为什么他是喇叭而张维为是鼓吹手呢？因为张维为好歹还能自己谈一点东西，白岩松真的只会说啥吹啥了。

接下来就是著名的“不会吧”了。这句话只能说他脑子抽搐了，是怎么说出这一句话的。估计平时都是念稿子，一到自己发表看法了，又得拼命的去吹， 结果放了这么一个屁。估计他的肉喇叭生涯就会这样沉寂了。

推荐几位老师，大家看看什么样的才是真正的老师

阎学通、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