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即以出卖肉体和色相为职业，为了金钱而向不同的人提供性服务者。中国古代的妓女，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艺妓”和“色妓”，“艺妓”主要提供艺术娱乐服务，“色妓”则是比较纯粹的“卖淫者”，靠出卖色相和肉体过日子。从娼妓的发展史看，先秦到六朝，大约以“艺妓”为主，唐宋两代，大约是两妓并存，到了明清，“艺妓”已属凤毛麟角，基本上是“色妓”的一统天下。

妓女最先意义不是我们想像的卖淫工作者，她是由“倡伎”慢慢转化而来的。倡通唱，凡能唱着皆曰倡。其主要是指声乐和器乐演员。伎通技，包括舞技和杂技，主要是指舞蹈和杂技演员。只不过倡有男有女，伎则似乎只指歌女和舞女。倡男女不分故从“人”，妓以女性为主故从“女”。总之，他们是从事音乐、舞蹈和杂技表演的艺术工作者，而非操皮肉生意的卖淫者。那么，歌星和舞女们，怎么又会变成了男人的性对象呢？换言之，“倡伎”怎么会变成“娼妓”呢？这与上古歌舞杂技的性质有关。国家进入奴隶社会后，“娱神”的歌舞变成“娱人”的玩意，而作为歌舞演员的“倡伎”也成了贵族们的奴隶。贵族奴隶主们在观赏音乐歌舞之后，要求她们再进行性服务，是完全可能的。一则远古原本有与巫女性交的传统，二则舞女们现在也成了奴隶，当然也无权拒绝。于是，“倡伎”的任务和性质便开始发生了变化。以前只是“献艺”，现在却增加了“献身”；以前只要掌握台上的技艺，现在还需要完善床上的功夫。从“倡伎”到“娼妓”的转变似乎完全在情理之中。

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妓女概念，专家们认为，细分有五类,即由宫妓、家妓、营妓、官妓和民妓组成。

宫妓：宫妓就是皇宫里的“倡伎”，系由夏商周三代的国家歌舞团直接演变而来的，主要从事音乐舞蹈的表演，以供祭祀、宴会、圣日等礼仪活动之需。其中极个别的，大约也要提供性服务，不过多半是业余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她们也通常被当做礼品和奖品，赠送于诸侯或赏赐给大夫。这种赠送和赏赐，太多带有明显的政治军事目的。比如，秦穆公向西戎国赠送“女乐二列”，结果戎王耽于声色，不理政事，远离圣人，致使一个名叫由余的“圣人”愤而离去。秦国立马将由余作为特殊人才引进，派公子郊迎，拜为上卿，于是秦国国力大增，“并国十二，辟地千里”。女乐之功，真不可磨灭。

家妓：是畜养在家的“倡伎”，又名侍姬、歌姬、声姬之类。也是上古的女乐演变而来。周制，王称“天下”，诸侯叫“国”，大夫唤“家”。周王和诸侯的倡伎后来蜕变为“宫妓”，大夫的倡伎便顺理成章地滑变成“家妓”。“家妓”的主要任务，任然是以乐曲歌舞和提供艺术娱乐服务为主。在历史上，家妓也常被称为妾，所谓“美妾换名马”，指的就是家妓。其实，严格来说，家妓既非妓也非妾。妾有“夫”，而家妓没有，家妓只有“主”。主虽然可能与家妓发生性关系，但这种关系没有任何名分。所以如果主人高兴，也可以指令家妓陪侍客人，而妾则绝无此事。家妓要成为妾，也要办理一定的手续，比如后魏有个叫高聪的，便曾把他地十多个家妓统统注册为妾。另一方面，家妓不一定都得和主人睡觉，也有“献艺不献身”的。即便献身，也非“人尽可夫”，而且也不收费，并非卖淫。所以，家妓不是妓，而是伎。

营妓：营妓制度的诞生是汉武帝的一大创举。起先，越王勾践问世的军妓制度，只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对军妓的数量时有时无，时多时少，时长时短，难免对前线战士造成性理需求的不平衡。后来，改革为“抑配“制度，将罪人妻女强制性的许配给军士。但这种“随军家属”，人多了会导致军队臃肿，人少了又难免“苦乐不均”。所以，汉武帝果断决策，干脆实行营妓制度，三军将士，一律“自由平等”，就不怕“不患寡而患不均”了。但是军营中的将士习惯于战场上冲冲杀杀的生活，从而养成了羁螯不逊、野蛮粗暴、杀人如麻的禀性，所以有些营妓的处境和下场甚为悲惨与凄凉。例如在唐代，岭南的一名营妓有一次在酒席上得罪了宾客，被长官处以棒刑，在她受刑疼痛哭叫时，官吏们还赋诗拿她开心：“绿罗裙下标三棒，红粉腮边泪两行”。唐末富州驻军长官的手下有一个叫罗虬的官员，在宴席上看中了一个叫杜红儿的营妓，要她唱歌，并赠以缯采（即礼物），长官因为早已中意红儿，所以她不敢接受馈赠，罗虬恼羞成怒，竟当场拔刀杀了杜红儿。

官妓：营妓制度始于汉，兴于魏，至唐宋两朝仍然不衰。不过其性质已不止于“劳军”。因为唐宋两朝，毕竟是承平时期多，为居安思危见，军营并不可少，而营妓自然也是常规配制。于是一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官吏，便纷纷进入军营，大嫖特嫖，而营妓的作用也就从“鼓舞士气”，一变为“孝敬官僚”，这样一来，“营妓”自然而然就过渡为了“官妓”。这就难免弄出许多不像话的事情来。比如地方官离任办交接时，不但交割文书档案、公物钱粮、下属情况等等，还交割妓女，真正荒谬之极。如有一位叫杜晦的郡守，在任上与一位名叫朱娘的官妓感情甚好。但官妓是公物，不好随身带走，只好在离任时与朱娘抱头大哭，结果新任郡守李瞻很不以然地说，这种贱人，想要就直说，哭什么呀！便让杜晦把朱娘带离了常州。

封疆大吏、方面要员、地方重臣，如此嫖妓恋妓，既破坏“官员形象”，又影响“安定团结”，更有损“政府脸面”。所以到了宋朝，就开始进行限制，规定“地方长官”，只许以官妓“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官妓既可以陪酒，后面的事谁也不大说得清了，是否佐酒，可否枕席，能否上床，又有谁能够鉴别？由此还闹出很多案子来，比如王安石指控杭州太守祖无折与官妓薛希涛私通，朱熹诬陷天台郡守唐仲友与官妓严蕊有染，一时闹得天翻地覆。这两个案子，终因妓女们致死不招，祖、唐两人才免于处分。但事态之严重可见一斑。所以，到了明初，朱元璋便下令严禁官吏嫖娼，违者定律为“罪亚杀人一等”，处分是相当严重的。不过，这种事情从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比方说，公然走进富乐院之类的妓馆是不行的，却不妨把妓女叫到酒楼饭店的雅座里来陪酒；又比方说，可以借口到朋友家讨论学术问题，然后在密室中与妓女幽会；再比方说，借口调查案情需保密，把妓女唤到后堂苟合一番等等。。。。。。这些事情在明代发生不少，连史学界公认的名相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都有狎妓侑酒的故事，其余可想而知。

当然，皇上有禁令，谁也不敢公开违背。至少是，由于严禁官吏宿娼，则政府开办的妓院，为维持生计见，从此便不再仅仅服务于官僚阶层，也向商贾市民开放了。这样一来，再设官妓，既无必要，也多风险。何况官民同嫖，极其不成体统。所以到了清初，政府偏下令停办国营妓院。到康熙十二年以后，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官妓便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了。

民妓：更接近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妓女，就是活跃于民间，“服务”于社会的妓女。民妓是个体民营的妓业，其存在不靠“政府计划”，而靠“市场需求”。民妓在先秦时期便已存在，但那时是真正的个体户，往往是妓女单干独来，并不形成规模。真正形成规模是在唐代。唐代的娼妓事业，颇为发达。在宫中，有规模盛大的国家歌舞团，有的还有皇上亲任艺术总监；在都市，则有难以尽数的行院、章台、青楼。唐代还有个规矩：进士及第，必从中挑选两个英俊少年，使之游遍全城，采摘名花，号称两街探花郎。探花郎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妓女们纷纷依在青楼窗前，秋波频送。“春风得意马前蹄，一日看尽长安花”，真是何等的潇洒！

宋的民营妓院也十分发达，而且开始有了民间组织的妓女选美比赛，叫“评花榜”。所谓评花榜，就是品评妓女的等次。主持人和评委都由经常出入妓院的名士才子担任。他们不是落第举子就是失意文人，再不然就是鄙视功名，号称“千首诗傲万户侯”的隐于市者。他们游戏人生，笑傲江湖，寄情与红粉知己，嘲弄着富贵功名，所以封赠妓女的头衔，居然是状元榜眼之类。这几乎是把妓院等同于朝廷，甚至把妓女选美等同于国家的人才大典-----科举考试了。

明代除照旧选美外，还有了专门研究妓女问题的“学术专著”---《嫖经》。《经》本来是极神圣的字眼。儒学中，惟《诗》、《书》、《礼》、《易》、《春秋》可以成为《经》，其余只能叫传；佛学中,也只有佛祖所言可以称《经》，惟一例外是《六祖坛经》。现在，嫖妓居然有《经》，岂非斯文扫地？

在这五类妓女中，宫妓、家妓主要以献艺为生，给主人提供歌舞娱乐节目，偶尔跟主人发生床悌之事，我认为不能算妓女，一是她们的生计收入完全是靠吹、拉、弹、唱来维持，二是她们即使跟主人有肉体上的往来，其关系更像非正式的“妾”，也所谓现代社会的“情人”只类；但营妓、官妓却不同，她们纯属于国营妓女，地位虽然卑贱，生活却相当优裕，编入国家正式编制，由国家财政予以供养，当然，她们的服务群体不一，营妓只献身于官兵，官妓只委身于官员。至于民妓，那就是完整意义上的妓女了，其特点为：一不偷，二不抢，三不依靠执政党；不占地，不占房，只是用了一张床；不生女，不添男，不给政府添麻烦；无杂讯，无污染，只是偶尔喊一喊；无资金，无贷款，自带设备搞生产！最重要的是你只要给钱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目的明确且单一。

----摘录自某1024社区